Editor's Note
2008年9月15日，市值曾位列美国投行第四的雷曼兄弟公司因投资不当申请破产。在全球化时代，市场、银行和其他企业都被一张无形的金融关系网编织在一起，雷曼事件引发的连锁反应最终导致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雷曼兄弟的破产与当时美国政府的“见死不救”直接相关。而在金融危机后，银行家们竭力游说监管者、政治家维持一整套紧急财政援助、补贴和借款机制。他们警告说，如果贸然改革银行体系，整个经济将陷入险境。
然而，金融学和经济学教授Anat Admati和经济学家Martin Hellwig却在The Bankers' New Clothes中直截了当地反驳道，银行家们的观点相互矛盾、错误百出，实际上希望令整个社会为他们的过度冒险买单，银行因紧急财政援助获得的“新装”终究是自欺欺人。
书目荣誉奖项
金融日报2013年经济类最佳书籍
华尔街日报2013年非虚构类最佳书籍
美国图书馆协会 CHOICE 杂志2013年杰出出版物奖
美国出版协会 PROSE 奖2013年经济金融管理类最佳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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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要点速记
银行必须削减债务并提高股本以保障银行体系的安全。
超过90%的银行资产是通过举债筹得的，而大部分企业的债务比例低于50%。非银行类公司通过留存收益和发行股票来筹集股本。
如今，大银行活动的主体内容是交易而非贷款。
银行家称股本太过昂贵，因此，他们依靠举债经营。
银行也许能通过负债节约成本，但纳税人最终要为失稳的紧急财政援助买单。
债务负担过高会削弱银行的实力，导致他们“过度谨慎或者过度鲁莽” 。
传染风险及复杂的全球银行业构架也会导致银行脆弱。
银行将资本和储备金混为一谈，但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依靠股本筹资不会限制银行发放贷款。
联邦存款保险和政府对“大到不可能倒闭”机构的大力支持助长了银行的冒险行为。
监管者应该要求银行暂停现金股利，开发股票市场以支撑他们的资本。
PUP内容详解
凭空捏造
自2008年金融恐慌以来，银行家已游说立法者及公众，反对在因纳税人拯救而再次变得有利可图的金融行业实施重大改革。他们称危机实属“偶然”是个一次性事件并鼓动人们反对更为严格的监管。后者，据他们所言，将带来“意外的后果”，比如经济增长停滞和消费者成本增加。
银行家威胁，假如国会制定强迫他们减少负债增加资本的新规定，他们将限制放贷。他们预测，假如监管者强加措施以确保金融稳定，将导致经济崩溃。
银行管理者称银行业不同于其他任何行业，的确如此：银行90%的资产是通过举债筹得的，而其他行业的债务比率通常低于50%；企业通过留存收益和发行股票支持其股本，银行则避开昂贵的股票市场而依赖成本更低的债务。
他们之所以能实现这种交易，是因为债权人明白，被视为大到不可能倒闭的大型金融机构陷入困境时会得到政府的援助。银行或能通过举债节约成本，但纳税人最终会以失稳的紧急援助的方式为之买单。相反，社会不会补贴破坏环境的污染企业，公众期待企业清除他们所造成的生态乱境。然而，由于固有的政府保障，大型银行总是进行各种冒险，让所有人承担后果，而单单他们自己获利。
“负债的黑暗面”
债务使借贷人举债经营他们的资产，获取比在无贷款情况下更多的潜在收益。然而，债务也放大了债务人的风险，假如一项靠贷款资金运作的投资出了岔子，举债经营的贷款人将承受更大损失。
企业可以通过借贷为其增长筹得资金，但是通常他们也可选择在股票市场融资。公司在其投资决策中谨慎处理债务和股本的组合，有些公司几乎完全依靠留存收益和股票发行，假如投资失败，增长停滞，公司及其股东承受损失。因承担此风险，银行要求他们的借贷人保持“充足的股本以吸纳损失” 。
我们可以拥有一个比现有体系更有益经济的金融体系关键因素是政治意愿，而这仍然缺失。
但是银行自身却不遵从上述规则。
直至19世纪中期，银行运营中具缓冲作用的股本占其资产的40%至50%。许多为合伙制，由银行所有者个人承担贷款损失。
当银行采取限制所有者责任的企业章程时，当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为美国银行存款提供保障时，银行家们开始更少依靠股本而更多依赖债务来进行融资，以维持资产平稳。截至20世纪90年代，美国银行的股本比率仅占其资产的6%至8%。
个人无法以此方式行事。假如你借了很多钱并遭遇问题，比如利息提高或商业翻转，你不得不借更多。当处于临时的流动性问题中时，你也许能够借到足够的钱度过困难期，但是“债务缠身”会让你变得“过度谨慎或过度鲁莽”。
大部分企业也不能如大银行般行事。资本市场训导企业：假如投资者嗅到一丝问题气息，他们将不会购入一家公司发行的股票。一家无法“以任何价格筹得股本”的公司可能走向破产。
“银行业多米诺骨牌”
银行在经济的平滑运转中起到关键作用。他们完成付款，评估风险，贷款给商业公司，并调和存款人和借贷人之间的资金流动。他们的核心活动之一是“偿还期转换”，即“银行以存款等短期债务来为贷款等长期投资提供资金”。银行以短期、流动性的活期存款所得资金提供长期、非流动性贷款。
银行与金钱打交道。金钱是一种欲望的目标，一种权力的来源。对银行应如何使用它们的钱这个问题，几乎任何人都有自己的观点。
当一家机构的所有储户都立刻要求取款，通常是在一家银行有问题的消息刚刚为公众知晓时，这时则会发生银行挤兑。存款保险帮助缓和银行挤兑带来的困难，但挤兑仍然发生。错误的贷款决策，冒险的举措及未经检验的金融创新也会给银行制造问题。
传染风险引出特殊挑战。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期间，股东承受了主要的亏损压力，20世纪90年代，日本银行业危机的影响主要局限于日本国内，而2007-2009年的危机与前两次危机都不同，它的影响扩散至全球。世界各地的金融机构都投资美国的按揭证券。当次贷按揭出现危机，高负债率的银行摇摇欲坠。短期资金枯竭，许多家喻户晓的机构轰然倒塌，或靠着纳税人紧急援助才支撑下来。
银行放贷时，坚持要求借贷人拥有充足股权来吸纳亏损。同时，银行大规模依靠债务，并且股权低于10%。
风险管理技术，如证券化和衍生品的使用，带来了新的风险，其中大部分金融行业专家都无法预期。这一更高层面的风险，加上传染风险和全球银行业分支附属机构的复杂性，也是“大到不可能倒闭”问题的原因之一。政府给脆弱的银行提供支撑，耗尽纳税人资源并绷紧经济容量。依赖紧急援助的银行行动鲁莽，造成更加严重的损害。银行体系必须变得更加安全可靠，让银行降低负债、提高股本率是一个开始。
“更多银行股权下的情形”
银行家声称监管改革会增加他们的成本，而这些成本将不得不由消费者负担。但是，脆弱负债的银行，其不稳定性会威胁整个社会，维持这样的银行，隐性成本更高。银行警告说，如果面临更多监管规定，将减少贷款。
但是，贷款并非巨型银行资产负债表上最大的组成部分，构成这最大部分的是交易，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情况即是如此。银行家所言与其业务所传达信息的不一致显而易见。例如，摩根大通总裁杰米戴蒙（Jamie Dimon）就提到他公司的“堡垒式资产负债表”：2011年12月30日，股权账面价值为1840亿美元，貌似该银行很稳固，但是其表外债务总值达1万亿美元。以欧洲会计规则计算，该银行股权资本仅占总资产的4.5%。市场评估该银行的股市价值约为1260亿美元，低于通过会计计算而得的1840亿美元账面价值。像摩根大通这样的银行现在的规模远远大于2008年金融危机前，但是其脆弱性丝毫没有降低。
当银行家抱怨对他们的资本要求时，我忍不住微笑，我知道他们对债务人一贯强加更为严格的要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erton Miller
银行规模也带来有关成本与脆弱性的问题。由于潜在的对“大到不可能倒闭”机构的政府保障，银行倾向于合并为更大的实体。有证据显示，资产超过1000亿美元的机构可能比较小的银行效率更低，更难管理且更难控制。显然，大银行让社会付出的成本更高。
“资本监管”
关于银行业改革的大量讨论专注于通过为银行活动设限来约束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面，以资本改革形式监管其义务面则少有关注。1988年全球官方制定巴塞尔协议（Basel Accord），确立银行股权占总资产的最低百分比。但是，对于如何评估银行资产的风险，以及运用资本要求来处理此风险，银行和监管者之间出现了分歧。现在，监管者依赖银行自己的风险模型来决定风险水平，并由此确定银行必须拥有的资本数量和类型。这样的前提条件使得随后的巴塞尔协议版本毫无威力。
虚弱的银行不利于经济。
问题主要在于银行如何使用“资本”一词。他们将股本描述为“置于一旁、以支持其活动的一笔资金”，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观点：必须配置为资本的资金越多，则可用于贷款的资金就越少。
这混淆了两个不同概念：规定确实要求银行在官方持有储备金这是一种资产，但是，在资产负债表的另一面，银行并不持有股份，而是他们的股东持有。银行用这种“语言混淆”来断言股权资本太昂贵而债务可取。然而，假如银行负债率较低，股权就会不那么昂贵。
企业绝大部分依靠股本而非债务，既然如此，为何股本对于银行而言很昂贵？银行家反驳说，相比债权人，股东对其投资的回报要求更高。这个观点没错，但是对于债务和股本回报率的相对要求会随着该公司如何处理投资与风险，以及在筹资中如何使用债务和股本而变化。假如一家公司失败，股东冒有损失投资的风险，但是，当这家公司更少依靠债务而更多依赖股本，则他们的风险会降低。事实上，“负债率更高的银行，其股票平均回报率高于负债率更低而股本更高的银行” 。高负债率银行的股票投资者为其股票要求更高回报率，因为该银行的举债经营本质上风险更高。
一家银行股本越高，其陷入财务困境和破产的风险越低，越不易遭遇挤兑风险并且拖延还款的风险也越低。
另一个问题来自银行管理者获得报酬的方式。银行家是基于其所在银行的利润和股票市场获得奖金和股票期权，所以他们有充分动机把赌注下在冒险的、由债务筹资的交易上，尤其是即使出错也不会给他们造成损失或款项追回的交易。
“甜蜜的补贴”
银行依靠“显性和隐性的政府保障”显著降低其借款成本。存款保险向消费者确保，他们的部分银行存款是安全的。在美国，银行向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支付保险费，为“最高达25万美金的存款”提供保险。债权人、股东和未来投资者都受益于一个暗含的承诺，即政府会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提供紧急援助。
市场认为“大到不可能倒闭”的银行更加安全，从而对他们的借款要价更低，这一隐性保障对银行而言无限制而且免费。2008年，美国为拯救其银行花费了9000亿美元，英国、德国和法国则分别支付了5500亿、4800亿和3600亿美元。2009年，全球的这类补贴总额达到2.3万亿美元。规模更大的银行也许显得利润更高，但研究显示，那些收益更多来自于“受补贴的筹资”，而不是生产增长。
后续步骤
社会如何加强银行体系，使之避免另一场潜在的崩溃危机？可以此为开端：忽视那些声称激进改变的时机尚不成熟的专家们。如果现在还不是时机，那什么时候才是？政府及银行业权威应采取下述步骤：
“立即加强银行”银行应暂停支付现金股利，并分配留存收益以支撑股本。即使在2008年危机期间，监管者还允许美国银行支付股利，总额将近后来那些最大的机构所获紧急援助的一半。银行应立即开发股票市场，那些不能在公开市场筹得资本的银行有可能“财务非常困难或者甚至无力清偿” 。
“显著提高股本要求”官方应力争20%-30%的股本率，而非新巴塞尔协议III所规定的最低3%的资本要求。向普通公众及其他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提供支付服务的银行应该保持更高的股本率。
“抛弃微调幻想”银行主张，风险较低的资产的资本要求应该低得多。他们自行决定哪些属低风险资产以及他们持有多少，由此低估其股本需求，而玩弄体系。他们的“风险权衡”模型暗示他们使用科学方法来测量风险，但其实具有欺骗性。
倒转“除了股权，其他都行”监管者允许银行将“混合证券”在某些条件下具有类似股权特征的债务证券算作资本。2008年危机中，本应承担损失的混合证券持有者，反而从紧急援助中获益。“在危机中，只有股权才能可靠地吸纳损失。”
被视为大到不可能倒闭，对一家银行而言极具价值，因为这降低了它的借贷成本。
政治家和监管者是维持现状的合谋者。当银行称提高股权要求会让他们在面对其他国家的银行时处于不利地位，政治家和监管者就屈服了。但是全球竞争力不能以安全、稳定的国家银行体系为代价。银行家、政治家和说客之间的“共生关系”一直延伸到为竞选筹资以及为前立法人员争取就业机会。此外，还有投资银行家同时在政府高层中就职。这三者结合，你就得到了一个维持使银行体系脆弱与危险的完美配方。只有“政治意愿”能改变它。
PUP作者简介
Anat Admati
Anat Admati是斯坦福大学金融学和经济学教授，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系统风险解决顾问委员会（SRAC, FDIC）成员，曾多次为金融时报、彭博新闻和纽约时报供稿。
Martin Hellwig
Martin Hellwig是马克斯-普朗克集体商品研究所所长，曾任欧洲系统风险理事会科学顾问委员会首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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