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英杰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考察时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想办法帮助人民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确保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少受影响。我们有信心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争取今年我国经济发展达到较好水平。综合近期经济数据，我国经济企稳迹象明显，但当前复杂严峻、通胀严重的国际环境，也带来了挑战。随着疫情缓和，复工复产加速，短期和长期政策措施持续发力，实现我国经济适度增长仍然可期。
我国经济最差阶段 已经过去
从今年5月份的数据看，消费端明显改善。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3.4万亿元，同比降幅收窄4.4个百分点到-6.7%，商品零售同比降幅收窄4.7个百分点，汽车销量环比增长57.7%。投资方面，基建实现了单月7.9%的较高速度增长。从出口看，5月出口（美元计价）同比增长16.9%，大幅高于市场预期（7.3%）和前值（3.9%），进口同比增长4.1%，也好于市场平均预期。
5月综合PMI指数、制造业PMI指数和非制造业PMI指数均较4月明显回升，好于预期，显示我国经济最差阶段已经过去。果不其然，6月PMI反弹至50.2，高于上月0.6个百分点，在连续三个月收缩后重返扩张区间。还需要关注的是6月财新BBD中国新经济指数（NEI）升至30.1，即新经济投入占整个经济投入的比重为30.1%，较上月上升1.6个百分点，结束连续三个月回落的态势。这一指数反映了中国经济复苏中经济结构优化趋势逐渐显现。5月新增社会融资额为2.79万亿元，同比多增8380亿元，大幅高于市场预期；M2同比增速从4月的10.5%加速至5月的11.1%，达到2020年的高点。
纵向来看，2021年末，中国宏观杠杆率272.5%，比2016年末上升了23.9个百分点，五年年均上升约4.8个百分点。2016年至2021年，中国GDP年均增速约6%，CPI年均涨幅约2%，平均每年新增城镇就业超过1300万人。也就是说，中国以温和可控的宏观杠杆率增幅支持实现了“较高增长、较低通胀、较多就业”的优化组合，宏观调控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横向来看，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后，各国普遍采取了超宽松的刺激政策应对衰退，引起了宏观杠杆率的大幅上升。2021年末，国际清算银行统计的全部报告国家的杠杆率平均水平是264.4%，比2019年末高18.3个百分点，而中国的这一数据是16.5个百分点，体现出我们不搞“大水漫灌”、不超发货币、不透支未来的宏观政策取向。在稳杠杆的同时，中国经济表现持续保持领先，通胀总体可控。2020年到2021年，中国经济两年平均增速5.1%，比美国、日本和欧元区分别高4.1个、6.6个和5.7个百分点，通胀水平明显低于主要发达经济体。
输入型通胀
给政策制定带来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欧美主要经济体天量流动性带来了全球需求端的通胀，而3月以来受乌克兰危机、疫情反复、全球多地极端天气及多个粮食出口国管制粮食出口影响，能源粮食等大宗商品持续高位运行，从供给端进一步推动全球通胀。
美国劳工部公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CPI同比上涨8.6%，创1981年12月以来新高，打破了市场之前的通胀阶段见顶的预期；欧元区CPI持续上升，5月达到8.1%；即使日本的CPI也已达到2.5%，土耳其这样的新兴大国的CPI更是达到惊人的73.5%。全球通胀持续加剧，各国货币管理当局紧缩政策此起彼伏，在通胀问题尚未解决之时就有发展为全球滞胀的风险。
为应对高通胀预期，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6月15日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75个基点至1.5%1.75%水平。这是美联储自1994年以来单次最大幅度的加息，显示出控制通货膨胀的紧迫性。至此，美联储已连续三次会议加息，2022年3月、5月分别加息25个基点和50个基点。美联储“激进”之举或将美国经济拖入衰退，同时将造成负面外溢效应，让全球金融市场承压。美财政部30万亿美元的天量国债规模，带来的巨大付息压力严重制约其加息空间，美联储8.9万亿美元的空前资产负债表制约着其缩表的力度，加息缩表短期难以快速收回流动性。多重制约下，美开启的“量价齐缩”操作势必进入长期化状态。这将进一步加剧衰退担忧。
全球性通货膨胀愈演愈烈，全球多家央行纷纷加入加息大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估计，低收入国家中已有六成处于或即将陷入债务困境。世界银行认为，各国面临严重的融资压力，预计债务危机今年将“继续恶化”。IMF认为，主要央行在收紧货币政策时应清晰沟通，谨防给脆弱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带来溢出性金融风险。
如此紧张的外部金融政策环境，也给中国央行货币政策操作施加了更大的压力。全球经济增长放缓、通胀高位运行，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总体向好但任务仍然艰巨，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在此背景之下，我国央行提出要统筹抓好稳就业和稳物价，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强化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加大稳健货币政策实施力度，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主动应对，提振信心，为实体经济提供更有力支持，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短期和长期政策
双管齐下稳经济
当前最紧要的，一是稳定就业，二是提振消费。
短期看，通过投资支出增加劳动力需求，稳定劳动力市场。国务院公布的扎实稳住经济的6方面33项一揽子政策措施中，稳投资是重要内容。其中包括加快推进一批论证成熟的水利工程项目，如2022年再开工一批已纳入规划、条件成熟的项目，包括南水北调后续工程等重大引调水、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灌区建设和改造等工程；加快推动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如对沿江沿海沿边及港口航道等综合立体交通网工程，加强资源要素保障，优化审批程序，抓紧推动上马实施，确保应开尽开、能开尽开，启动新一轮农村公路建设和改造；因地制宜继续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等等。同时，稳定和扩大民间投资，比如鼓励和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国家重大工程项目也列入了一揽子政策。
短期看，稳就业就是提消费。但长期看，消费的提升是一项系统工程。消费者的消费决策是由其偏好和约束条件决定，消费者进行消费决策时会考虑多种因素以求效用最大化，也就是说消费者在有约束的条件下追求一生效用最大化。直接影响消费者效用水平的因素是产品质量供给和社会文化；约束条件包括收入和影响收入的可跨期调整的因素。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2019年，居民消费率为38.8%，远低于同等人均GDP水平下的阿根廷（63%）、波兰（53.6%）、西班牙（51%）、泰国（48.5%）。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占比较低。在国民初次分配收入中，我国居民部门占比为60.6%，较世界平均水平低5.5个百分点；企业部门占比为24.7%，较世界平均水平高5.6个百分点；政府部门占比为14.7%，较世界平均水平高0.1个百分点。
国内储蓄超过消费是导致经常项目顺差的主要原因，也是引发国际贸易争端的一个重要因素。央行近日公布的二季度城镇储户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居民储蓄倾向创有统计记录以来最高水平。在消费率普遍低下的同时，储蓄率居高不下，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居民部门在初次分配收入中受到了严重的挤压。其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更值得关注，即一些垄断行业从业人员和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从业者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收入差距是影响居民消费倾向的重要因素。
长期来看，稳定中国经济还是需从消费端入手，措施主要有：一是完善收入分配体制，要提高居民收入占比，增加低收入阶层收入，缩小社会收入差距，包括城乡收入差距、不同行业间收入差距；二是完善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三是改善金融市场秩序，推动信贷消费的发展；四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供高质量供给；五是积极引导转变传统消费观念，创新消费文化。
（作者：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