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上奔驰车盖8天后，西安的维权女车主等来结果：换车、退还金融服务费、补过生日、十年VIP……纵观整个事件的发展，西安利之星这个主要责任者，活脱脱上演了一幕搪塞推诿、敷衍卸责的闹剧。这是一出只顾自己的小利益，不管顾客利益的事情，而只顾自己小利益的恶果是最终受害的还是自己。看看，这段时间，全国多处4S店出现女车主引擎盖上维权的事情，可谓整个行业都被牵连。小责任不愿承担，结果就是要负更大的责任。
责任，一个平常的词，身在职场的人，谁不曾念叨几句呢。正因其平常，所以也很少有人去深入地思考“责任”这个词的分量，更少人会把它当成一把理解世界、社会的钥匙，并归纳演绎成一种思想体系。但实际上，如果从“责任”这样一个角度切入，许多现实问题确乎能有一个清晰的解答。
王景平，现在是山西省公安厅政治部副主任、山西财经大学法律硕士的校外导师。他深入思考、刻苦钻研，，写出专著《责任中西责任观之比较》，将责任这个概念做了一番切切实实的梳理。而这本书绝非就事论事，而是横揽中外，纵贯古今。比如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因未能兑现自己上任之初轻易许下的搬迁美国海军陆战队普天间航空基地的承诺，遭执政党和民众的双重反对，最终灰溜溜下台。再比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即使在刘备身亡之后，面对阿斗那样无能的君主，也丝毫未有非分之想，其忠心耿耿、尽职尽责的表现堪为后人表率。除此之外，作者还引用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德国著名作家艾克哈特托尔，中国清朝时期的学者李毓秀、国学大师南怀瑾、犯罪心理学专家李玫瑾等人的事例或著作，对欧盟、国际工人运动等等重大国际事件，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精辟的分析。旁征博引、有理有据，深入浅出，足见作者思想之力。
工作中也好，生活中也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每个人都有自己应尽的责任。今天，我们就请王景平来聊聊“责任”。
责任意识的缺失引发出更深层次的思考
山西晚报：当初为什么会写这样一本探讨“责任”的书？
王景平：写这本书，缘于一次节假日，为回去探望老父亲还是坚守工作岗位的心理纠结引起的，是从实际的工作和亲情的矛盾与化解中，生发出对责任问题的深深思考的。还有就是因为许多人责任意识的缺失，把我引到更广阔更深层次的责任理论的思考中。2008年至2016年期间，我在经侦部门工作，每每看到老百姓因为非法集资上当受骗就着急。为什么现在老百姓这么容易上当受骗？老百姓只是想挣钱，把陷阱当馅饼，国家有利息的标准，超过是不受保护的，大家应该知道这个道理，可还会乐此不疲地去上当受骗，总想着出了事有政府负责任，这是自己对自己不负责任。
山西晚报：这个怎么解读？
王景平：比如当年的e租宝，就是非法集资的典型案例，多少人上当受骗。其实这些人都很聪明，大多数人也知道国家对利息的规定，但仍然受骗了。这其中也有媒体在推波助澜，在e租宝刚刚推出时，许多媒体都在报道，还在央视做广告。另外，邀请名人、学者和官员站台造势，也是非法集资的主要特点之一。郎咸平为e租宝“代言”，之后被投资者围堵过。还有多家媒体报道过的《贷币战争》作者宋鸿兵2015年12月在太原演讲时遭遇部分投资者围攻一事，就是因为他为昆明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站台，而这个金属交易所的投资项目发生了挤兑，涉及全国28个省市区20多万投资者。所以，一个事件，不单单是主体的责任，各方面都有，各有各的责任。
山西晚报：在经侦工作岗位上，每年都会有这样的案子吗？每年会去给老百姓追钱吗？
王景平：去美国学习时，请教过美国的法官，他们只依法律来追究，政府不管。我们公安机关“以人民为中心”，经侦的重要工作就是给老百姓挽回损失，不能让百姓的“获得”打了水漂，让幸福被人赶跑。
山西晚报：怎么分辨非法集资？
王景平：大体上，明明知道那个（利息）是不可能的，你还要冒这个险。比如太原东山上那个养老基地“光彩慈行”，利息超过国家规定那么多，怎么可能兑现！这是一个常识问题。有朋友东凑西借投资了，但钱也要不回来，人还得了绝症，没钱看病。有时候，作为一个警察，看着这些事也无能为力，心里不是滋味。
山西晚报：所以写了一本以“责任”为命题的书？
王景平：是啊，我想把“责任”从多方面阐述一下。
山西晚报：您是一名警察，平时工作应该很忙，什么时候创作呢？
王景平：基本上是业余时间。有时候半夜想起来要写的内容，就起来写，还有过凌晨四五点想起来有东西要记下来，就赶紧爬起来记下来。就是这样不断琢磨，不断积累，用了六年多时间一点一点写出来的。董桥说“文字是肉做的”，我觉得文字是用血记下的，我有高血压（笑）。
天赋人权的另一面就是天赋人责
山西晚报：思想家，有的是发现一个问题或者原理，有的是解释或者解决一个问题。《责任》有什么理论突破和贡献？
王景平：当年资产阶级革命时，英国哲学家洛克提出“天赋人权”，成为资产阶级革封建地主阶级命的锐利武器。作为政治哲学来说，对应“天赋人权”这个问题上后来没人回答了，那么“天赋人责”来对应“天赋人权”，并纠正由“天赋人权”理论带来的实践中重权利轻责任的情况。这算不算突破呢？从反腐防腐上，也有重要的一家之言。
责任到底是哪里来的？面对这一难题，我学识浅薄，不倦地学习，不断地思考，苦苦地冥想，不耻地求教，广泛地交流。后来明白，不用逻辑推理，不必理论求证，不需数理演绎，不怕大胆假设，责任，就是人与生俱来的使命，是上天赋予的！在与他人讨论交流中，“天赋人责”这一命题得到了不少人的肯定和支持，洛克认为人权是天赋的，我们为什么不能认为责任也是天赋的呢？这是一个扁担的两头，一头也不能少！
山西晚报：您怎样理解“责任”二字？
王景平：责任就是你的言行。当人生下来时，上天就把责任紧紧扣在人身上。责任是人和组织在其思想和活动中物化的行为，是分内应做的事情，是人生和组织所要做的事。比如说响水爆炸事故。江苏省纪委监委官网最近通报显示，在响水"321"特大爆炸事故前，巡视组在巡视期间，已发现相关的问题。国务院调查组指出，一些地方和企业在改进安全生产工作上不认真、不扎实、走形式、走过场，事故企业连续被查处、被通报、被罚款，企业相关负责人仍旧严重违法违规、我行我素。对巡视工作，软顶硬抗，敷衍塞责，以为是本事大，敢糊弄，什么都不怕，什么都满不在乎，最终酿成惨剧。这是很大的责任问题啊！
山西晚报：这是您作为一个社会人来解读“责任”二字的，那您作为一个警察怎样理解？
王景平：警察有警察的职责，但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多以社会人的角度来写的，写的是一个大责任，广泛的责任，全社会所有的责任。书体现的不仅是一个职业责任，如果单说这个反而简单了。我是从广泛意义来说这个责任，包括职业责任、社会责任、人生责任等等。
山西晚报：那您给讲讲“人生责任”。
王景平：人，是通过尽责来生活的，医生护士治病救人，老师园丁教书育人，环卫工人美化环境，公安警察除暴安良等等，生而为人，责任与生俱来，人生之路，就是一条责任之路，除了职业责任，还有更多责任。比如说“大嘴”宋祖德，骂了谢晋骂刘晓庆，可了不得。多大的腕儿，他也敢说三道四，不少人也因此和他打官司。那他过了嘴瘾就得负责任，著名导演谢晋逝世后，宋祖德因造谣一事，就被判了侵犯谢晋名誉权，要求公开道歉和赔偿。后接受采访时，被问及今后是否还会“大嘴”，宋祖德称“以后会收敛很多”。
收敛是什么？就是减少不负责任的言行。在现实中，因为言行不慎而惹麻烦、吃官司甚至闹出人命案的事情举不胜举。讲法律，人权有保障，言论有自由。这个自由是有底线的，不能诽谤陷害伤及他人就是底线之一。把握不住，就得吃官司。这就是责任！不负责任的胡说，是要负责任的。
所谓隐患其实大都是明患
山西晚报：这是名人的嘴上不负责任，现在网络发达，普通人都可以通过网络上的社交平台发布自己的言论，前段时间就有人因为在网络上发布诋毁凉山烈士的言论被处罚了。
王景平：是啊，在网络上也不能胡说八道，网络有网络的责任。随着形势发展，国家很注重网络安全，党和政府设立有相关部门，网络安全成为国家利益和责任。现代战争、未来战争就是信息战、网络战，公安机关也有网安部门，对借助网络平台造谣生事以及危害国家、社会的，予以查禁和制止。人们在这方面的责任意识也会越来越高的。
山西晚报：再来说说职业责任。
王景平：职业和责任是紧密相连的，简称为职责。回望多少起让人揪心的重、特大事故，事前并不是没有苗头，前兆很明显，好多隐患被消防、质监、安监及有关部门所发现、所纠正。纠正、改正不了的，也下发隐患通知书、隐患整改书等，予以督促整改。所以，所谓的隐患，其实大都是明患。监管单位的立场是“反正我下发通知书了，不断地督导你改正”，而所在单位呢，要么对通知整改书置之不理；要么找个关系，顶住不理；要么明改暗抗，似乎改了，其实没有，就这么等着事故到来。大张旗鼓地查了，吆五喝六地喊了。漏洞照旧，罚款了之。这就是推卸责任，逃避处罚。
推卸责任和过度追责都会影响社会道德风向
山西晚报：写《责任》这本书就是想把这些责任都写进去？
王景平：责任这个命题太大了，需要有人专门研究它。因为责任研究的缺失，导致责任制度建设有缺陷，责任理论研究还是个空白，也导致我们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因为责任发生好多问题，所以想把责任好好说说。我写的《责任》力求在纠正权利与责任的关系上，做出微薄的理论贡献，在责任理论上进一步对反腐防腐进行探讨。
山西晚报：您这本书的完整标题是《责任中西责任观之比较》，中西责任有何不同？
王景平：具体来说，西方过于强调私，东方过于强调公，有时不妨中庸一些。大略而言，中国人“家国天下”意识浓厚，明末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中国人责任观的最好注解。在这种氛围下，一个人，似乎理应为自己从事的事业献出一切，牺牲自己的时间甚至健康、生命都是符合道德的行为。而弊端在于，人人为宏观目标负责的时候，如果拧得不紧，反而容易淡化责任心，如大锅饭；在西方，注重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分野，认为个人权利的主张是团体、政党、社会、国家权利实现的基础；而弊端在于，人人关注“小我”，个人以私利为先、以邻为壑，如美国的枪支泛滥，枪杀案频频，即便在这种责任观支配下的国家，也罔顾世界、人类的更高利益。这两种责任观的形成，都有其深刻历史、文化原因，关键是如何能够扬长避短。
山西晚报：今后还会继续这个命题研究？
王景平：是的，不需扬鞭自奋蹄。要继续进行责任理论探讨，比如过度追责。2006年的南京彭宇案距今已有13年了，案件本身恐怕很少人还记得，但案件所带来的影响深远，时至今日“扶不扶”仍考究着每一位中国人的良知。一个判例就影响了社会道德风向。
还有前段时间判的密云女童坠亡案，妈妈已经发现孩子垫着小板凳爬到楼道窗户上，第一次抱了回来，但第二次孩子不幸一头栽了下去。这个孩子的父母已离异，这会儿合计起来告物业，这是刁民意识。妈妈明知孩子可能存在的风险，但是并没有加强看管，事发后找物业问责，这是不对的。这个案子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这是父母失职，推卸责任。法院这样以事实为依据的判决就对了，不能把无关的人和单位牵扯进去，否则谁也不能舒心地生活，大胆地工作。山西是国家综改试验区，怎么改？目前，山西省委正在开展一场“改革创新、奋发有为”大讨论，要着力解决干部职工中讳疾忌医、抱残守缺、萎靡不振、畏手畏脚的思想问题，让大家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大刀阔斧地干事创业，这样才能奋发有为。
山西晚报记者 白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