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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化解市域重大矛盾风险，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突破口。市域具有较为完备的社会治理体系、解决重大矛盾风险的资源力量和统筹能力，是防止风险外溢扩散上行的重要关口。
8月25日至30日，以“防范化解社会矛盾风险”为主题的第四次、第五次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创新研讨班分别在江苏南通和内蒙古鄂尔多斯召开。130个地市分为南北两个片区参加了研讨班，共同研究问题，交流经验。每次研讨班上分别有22个试点地市分五个专题作重点发言，集中展示了各地提升防范化解各种社会矛盾风险的能力水平，深入开展研讨交流，形成“最大限度将矛盾吸附在市域、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确保市域成为重大风险终结地的共识。
实践证明，举办研讨班，促进了各地横向交流、互相砥砺、共同提高，已成为与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交流会并轨同行的又一个重要载体和金字品牌，两者交相辉映，相辅相成，不断推进试点工作走深走实。
为切实推动成果转化，进一步扩大研讨成果的辐射效应，《法治日报》记者于会后深入其中20个试点地市，就试点工作中取得的显著成效和经验做法进行了深度报道，在9月13日《法治日报》九至十二版“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地市巡礼”专版刊发，以飨读者，敬请关注。
海南儋州：
“三个治理”着力打赢根治欠薪攻坚战
□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邢东伟 翟小功
进入新时代，海南省儋州市作为海南西部中心城市，伴随着儋洋一体化战略实施，大批工程项目陆续上马，建筑工程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时有发生。
“治理欠薪问题事关家庭幸福，也关乎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近日，儋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何先英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儋州市围绕防范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重大风险，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为契机，紧盯建筑工程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以法治手段根治欠薪问题，为儋州市打造海南高质量发展第三极保驾护航。
源头治理
李某、黄某某等100多名农民工分批次向海南某建筑公司催讨工程款未果，引发矛盾纠纷。
事发后，儋州市相关部门组织市劳动监察支队、矛盾纠纷各方当事人、属地镇、村负责人等多方召开协调会，释法说理，耐心调解。
经多方努力，涉事公司支付130名农民工工资305.2万元，这起涉众欠薪近一年的纠纷得到妥善化解。
近年来，儋州市高度重视建筑工程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风险防范工作，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市建筑工程风险防范督导专班，建立了法院、信访、住建、税务、市场监管等职能部门全面协同作战的工作机制。儋州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多次听取汇报，研究解决风险隐患。
在工作中，督导专班紧盯重点区域、瞄准隐患苗头，定期排查梳理项目风险点，及时了解企业的融资、负债、经营等情况，建立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台账，逐项制定化解措施。组织召开职能部门、开发企业、施工企业及信访代表多方参与的治理欠薪协调工作会议，妥善化解农民工工资矛盾纠纷。
据统计，2021年，全年督促检查103次，排查风险项目25个，妥善解决了某大型项目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共支付6106名农民工工资7149.49万元。
系统治理
为进一步落实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兜底保障制度，健全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协调机制，儋州市实行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联合担保承诺制度，按照用工单位提请、劳监部门审核、住建部门复核、银行代发的流程，将欠薪金额直接拨付到农民工个人账户，加强银行和主管部门动态监督，确保工资发放到位，织密农民工工资“保障网”。
据介绍，儋州市不断完善劳动保障监察执法窗口、案件接待室、调查室、调解室等硬件设施建设，配备执法用车等装备，充实执法办案力量。同时，扎实开展日常巡查、季度排查、专项检查和“双随机”抽查活动。
2021年以来，全市执法部门先后检查用人单位536家（次），下达劳动保障监察询问通知书128份、限期改正指令书289份，查处举报投诉案件18宗，涉及金额111.17万元。
儋州市制定《儋州市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社会公布办法》，压实企业主体责任，责成企业设立资金监管账户。出台《儋州市劳动保障监察诚信红黑名单发布制度》，在市政府门户网站定期公布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和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
综合治理
今年5月，儋州市人民检察院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召开“为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提供检察助力”专项活动座谈会，并会签“建立劳动保障行政执法领域信息共享、案情通报、案件移送机制”意见。
“近年来，全市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企业和职工参与、法治保障的治欠保支工作体制，综合运用行政、司法、信用和社会监督手段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形成根治欠薪强合力，不断提升农民工获得感、归属感和幸福感。”儋州市委政法委副书记王福平说。
去年12月7日，儋州市法院巡回法庭在白马井法庭挂牌成立，打造一站式、全流程、专业化涉建筑工程领域矛盾纠纷就地化解和司法服务新模式。开辟“绿色通道”，快审、快执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充分运用诉前保全、诉讼保全等措施，确保判决能够有效执行，符合先予执行条件的，依法先予执行。
儋州市加大欠薪惩戒力度，对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的当事人，依法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移送公安机关立案审查，追究其刑事责任。
记者注意到，儋州市高度重视困难群众法律援助服务工作，重点围绕“农民工讨薪”“企业员工讨险”等案件，开展法律援助。2022年上半年，办理农民工讨薪案件159件，涉及金额约200万元。全市各级调委会充分发挥作用，调处劳动争议案件56宗，挽回农民工经济损失193.9万元。
上海嘉定：
“一纵四横”预防化解矛盾纠纷
□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余东明
见习记者 张海燕
嘉定区是上海西北门户，也是上海国际汽车城所在地，外来人口众多。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矛盾纠纷日益错综复杂，社会治理面临诸多痛点难点。
近年来，嘉定区依托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致力构建纵向到底的大调解组织领导体系和区、街镇、居村和社区楼组(村民小组)四个横向矛盾纠纷调处平台“一纵四横”市域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体系，市域社会治理水平和能力不断提高，荣获“全国平安建设先进区”“全国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嘉定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劲松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我们坚持弘扬新时代‘枫桥经验’，立足特大型城市市郊特点，针对社会矛盾纠纷触点多、燃点低、对抗强、化解难等问题，打造‘一纵四横’市域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体系，发挥人力动能与科技赋能，推动社会矛盾风险发现在早、化解在小。”
智慧感知无死角
记者在嘉定区城市运行综合管理中心看到，这里汇聚了58个业务系统以及15家部门197项城市“生命体征”相关数据，城市运行一网在握。
突然，大屏幕显示“热点警报”，拉近镜头，记者看到百联购物中心人员排队聚集，有的未戴口罩，有的试图插队，系统提示现场可能出现拥挤踩踏和疫情防控风险。工作人员随即通过5G单兵实时连线系统，指令联勤队员到场维护秩序。
据了解，近年来嘉定区持续提升城市管理能级，提前感知发现社会矛盾风险隐患，升级区、街镇两级综治中心建设，搭建城市运行综合管理平台。
据城市运行综合管理中心工作人员介绍，综合管理平台集泛在接入、数据汇集、预警预报、职能派单、依责处置、评估评价等功能于一体，依托城域物联技术，建立多维数字模型和算法，准确研判全区矛盾纠纷规律，预警和感知相关风险隐患，推动实现“一屏观全域、一网管全城”。
“一纵四横”无盲区
记者来到嘉定区人民调解中心时，劳资纠纷专业调解员正在调解一名保洁员和医院的劳资纠纷，通过7小时的面对面释法说理，“背对背”听取意见，终于促成纠纷化解。
据了解，嘉定区人民调解中心正是“一纵四横”市域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体系的重要平台之一。
为让群众“只进一个门、只跑一趟路”就能排忧解难，嘉定区建立了由政法委书记牵头负责的大调解领导体系，以强有力的组织指挥，推动形成“全区一体、优势互补、上下联动、横向互动”的社会矛盾风险防范化解新模式。
嘉定区要求在区级层面搭建矛盾纠纷调处平台，并向公安、司法、安监、劳动、城建等部门拓展；要求在12个街镇组建相应专业调委会，在343个村居建立调解室，通过吸纳乡贤能人、“法律明白人”“法治带头人”等社会力量，创建“老大人”“老宅长”“客堂汇”等一批特色品牌的调解组织；要求在2252个楼组和村民小组建立“司法睦邻点”，实时排查人民群众身边的矛盾风险。此外，针对疫情形势下无法面对面调解的困境，嘉定区大力推广线上调解，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
“如果把预防化解市域社会矛盾风险比喻成一场足球赛的话，我们通过‘一纵四横’工作平台，建设好了素质能力最强的前锋、中场、后卫与守门员，确保了矛盾隐患区内一体化解，为‘平安嘉定’和‘法治嘉定’建设奠定坚实基础，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和满意度。”张劲松说。
浙江杭州：
“和谐加梯”让共富新生活“一键直达”
□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春
走进浙江省杭州市，一台台“加装电梯”拔地而起，构成一幕幕温暖的“幸福场景”，圆了很多老年人的“电梯梦”，让共富新生活“一键直达”。
2017年，杭州启动既有住宅加梯工程，并连续六年列入市政府“十大民生实事项目”。但由于加梯工作涉及各方利益调整和诉求回应，产生了一些矛盾纠纷，带来了一定风险隐患。
杭州市委政法委副书记郑学龙向《法治日报》记者介绍说，杭州以问题为靶向、以调解为手段，坚持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德法融合、情理结合，做深做实纠纷多元化解，坚持将法治方式和法治思维贯穿加梯全过程，坚持“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的理念，从源头上减少加梯矛盾产生，初步形成了“和谐加梯”的“杭州方案”。目前，杭州已累计加梯3665台、惠及住户约4.4万户，位列全省第一、全国前列。
德治为先 调处化解纠纷
加装电梯是重要的民心工程，也是推动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民意难统一是加装电梯最大的“拦路虎”。
2017年，杭州市上城区一小区高层住户牵头申请加装电梯，三楼住户向社区提出反对意见。多次协商未果后，加梯住户强行施工，三楼住户家人则坐在施工现场阻挠，双方矛盾激化。
6名加梯住户共同向法院起诉三楼住户，引发杭州第一起加梯民事诉讼案件。2019年4月，在法院建议下，当事人申请人民调解。在金牌调解员沈寅弟近一年调解下，通过面对面抒情，背对背讲理，最终达成和解，撤回起诉。
杭州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第一道防线作用，主动介入，从加梯发起到意见征询、设计、审批、施工等各个环节全过程关注，主动排摸、及时调处，设置社区、街道两轮调解程序，组织人民调解员加入加梯工作小组，成立调解工作站，积极疏导加梯纠纷。
截至目前，杭州排查出的加梯纠纷绝大多数通过政策宣讲和情况说明得到消除，已成功化解560起。
杭州注重平衡利益，“共情”促和。建立适当补偿机制，促成低楼层住户对加梯工程予以认可和支持，矛盾得到化解。
2018年，某小区一楼业主反对加梯、阻挠施工，调委会通过多番调解最后达成协议，加梯顺利完成。
法治为本 源头治理矛盾
2021年，杭州出台全国首个加梯政府规章《杭州市老旧小区住宅加装电梯管理办法》，着力提升加梯工作标准化、规范化、法治化水平，明确了加梯适用范围、完善了联合审查程序、规范了电梯施工质量安全监管，让解决矛盾有法可依。
解决矛盾有法必依，杭州将加梯工作纳入年度普法宣传重要内容，在化解加梯纠纷时着重宣讲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使其入心入脑。
拱墅区潮鸣街道是一个典型的“老人多、老房多、老小区多”的居住型中心城区老街道。为了让居民早日圆“电梯梦”，街道坚持“业主主体、社区主导、政府引导、各方支持”原则，在宣传发动、科学规划、标准作业、审核监管、维护保养等加梯各环节组建专业化队伍、形成规范化流程，依法有效化解加梯协调难等矛盾纠纷，加梯工作全面开花，真正把惠民政策落地办好。
杭州还推出一系列政策性文件、发布技术规范，加强双线监管，减少因不规范施工和工程质量引起的矛盾纠纷。今年以来，已处罚3起加梯施工不规范引发的案件。
自治为基 协商处理分歧
加装电梯是紧贴百姓生活的关键小事，也是紧连群众福祉的民生大事。
杭州召开加梯听证会，公开协商避免分歧成矛盾。整合人民调解组织、矛调中心和第三方专业机构等力量，搭建“加梯听证会”沟通协商平台，引导居民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加梯问题。
2021年7月，杭州召开了加梯新政后的首场“加梯听证会”，成功推动搁置四年之久的某小区加梯项目落地实施。全市至今已组织听证会20余场，参与人数达500余人。
杭州电视台知名栏目“小区大事”工作室在社区先后推出多个“加梯”专题，组织建设部门、街道、社区、居民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和律师进行讨论和交流，普及电梯知识，开展电视协商、对话交流，避免误解变成纠纷。
杭州积极推动小区居民共同制订《电梯使用公约》，倡导文明用梯。2018年6月，杭州首个《既有住宅加装电梯自管公约》在柳浪阁小区诞生。清波门社区主任何雪婷说：“有了自管公约，加装电梯的后续管理就更加规范了。”
云南曲靖：
四个“加法”有效化解婚姻家庭矛盾纠纷
□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石飞
通讯员 尹瀚
刘勇琴是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区炎方乡来远村委会的网格员，在日常走访工作中她发现村民王某与丈夫吴某因为性格不合经常吵架，长期分居。吴某曾多次提出离婚，但因双方对财产分割意见不一致未能达成协议，吴某多次被王某持刀威胁。
刘勇琴及时把该情况反馈到炎方乡社会治理中心，该中心研判评估后及时组织妇联、司法所、派出所、社区、律所等调解力量进行调解，提出了双方都能接受的财产分割方案，二人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并按了手印。至此，困扰夫妻双方多年的婚姻家庭纠纷终于得以解决。
“婚姻家庭纠纷引发的各类家庭矛盾，如果处置化解不当，则可能由民事纠纷转化为刑事案件。”近日，曲靖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钧告诉《法治日报》记者，针对近年来曲靖市婚姻家庭纠纷矛盾数量不断增多、内容多样、成因复杂、容易引发刑事案件的实际，曲靖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创新探索出“一线排查+部门收集”“分析研判+分类定级”“分流交办+多元调解”“动态管理+回访服务”的四个“加法”有力工作举措，推动婚姻家庭矛盾纠纷得到有效化解、引发命案情况得到有效遏制。
“今年1月至8月，曲靖市命案发案率同比下降60.71%，十万人命案发生率同比下降0.3，曲靖市命案防控工作取得了历史最好成绩，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曲靖、法治曲靖和创建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合格城市奠定了坚实基础。”张钧说。
曲靖市不仅GDP增速连续多年位居云南全省第一位，而且全市连续5年未发生各类重特大案(事)件。
“抓住了婚姻家庭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这个关键，就抓住了命案防范治理的‘牛鼻子’，这也正是取得明显成效的关键所在”，曲靖市委政法委副书记余中平介绍说，曲靖市委常委会多次研究讨论命案防控工作，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把命案防控作为维护社会稳定、推进社会治理、提高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的关键环节来抓，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把命案高发的势头遏制住。
对此，曲靖市组织精干力量展开全面调研，认真探寻命案高发规律，发现婚姻家庭矛盾纠纷在命案中占比最高，通过精准把脉婚姻家庭矛盾纠纷命案高发的症结，及时制定出台了《曲靖市家庭安全风险评估实施方案的通知》等举措，全市各级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决策部署，探索出四个“加法”工作法，针对婚姻家庭矛盾纠纷及时组织村(社区)干部、民警、网格员、调解员、志愿者等力量开展入户走访，全面了解真实情况，掌握潜在风险，第一时间将有关问题线索定期推送至所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中心通过由公安、法院、检察院、司法、民政、妇联等有关部门人员以及社会专业人员组成的“联评机构”开展专业评估，精准研判出分类评定等级，提出有针对性预防处置意见，指派或分流给不同的组织机构或工作机构进行调处。
针对走访排查出的家庭关系紧张的外出务工返乡人员、酗酒滋事人员、有家暴历史和倾向人员等，由乡镇(街道)党(工)委统筹开展“以案释法”警示教育和普法宣传，对部分重点人员采取谈话提醒、诫勉谈话等方式，开展警示教育，确保不漏一人。
“我们建立了完善的领导包案、考核办法、追责问责办法等机制，明确牵头部门、包案领导、配合单位、工作措施和化解时限，严守工作纪律、落实保密规定，确保指派分流的所有矛盾纠纷派单任务全部落实到位。”余中平说。
记者了解到，曲靖还针对矛盾纠纷“症状顽固”“易反弹”等特点，坚持动态管理，及时阻止矛盾纠纷升级恶化，最大限度减少因“民转刑”引发的各类命案。对已调解成功的矛盾纠纷，通过电话、微信、上门等方式常态化开展“回访”工作，适时开展针对性的心理咨询、心理疏导服务，掌握动态情况，了解调解协议履行情况，巩固调解工作成效，根据回访情况及时提出工作建议，防止问题反弹、矛盾纠纷再次激化，做到案结、事了、人和。同时，大力开展婚姻家庭法律法规宣传教育，注重用典型案例和“身边事”释理说法，增强群众法治意识。加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实施“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和“农村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积极开展法治宣传、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等，形成了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
江苏南通：
矛盾纠纷“一站式受理 全链条解决”
□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丁国锋 罗莎莎
今年1月，江苏南通海安市曲塘镇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成功调处了一起11年交通信访积案。2011年，该镇居民涂某某的独女发生车祸不幸身亡，本该承担责任的肇事者无力赔偿，当事人一家因此生活陷入困境，由于长时间难以解决，最终形成了信访积案。排查得知这一情况后，该中心组织司法所、交警、信访、民政等多部门集中化解，多方协同促使案件得以解决。
近年来，针对矛盾纠纷排查预警难、解纷渠道较分散、指挥调度不统一等问题，南通市坚持资源整合、系统思维、实战导向，在全市原矛盾纠纷“一综多专”大调解基础架构上，探索建立县镇两级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实行集中办公、集约管理、集成服务，对各类社会矛盾纠纷“一站式受理、全链条解决”，致力为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社会治理服务。
整合资源一体服务
“自从集中到中心办公后，能掌握更全面的数据，调解过程也更加顺畅。”有着4年多调解工作经验的海安市司法局曲塘司法所司法行政干警王志强深有感触地说。
“实践中，矛盾纠纷调处资源散落在基层，单体小、数量多，作用发挥不明显，如何让群众解决诉求不再‘多头跑’，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绕不开的痛点和堵点。”海安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巧荣说。
目前，曲塘镇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整合了派出所、司法所、法庭、综治中心、镇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信访接待中心、人民调解委员会等各类社会治理平台及力量，打造矛盾纠纷联合受理、联合化解、联合研判的基层社会治理综合体。
与此同时，该中心还汇集了公安110接处警信息、人民调解信息、12345信息、网格排查信息等数据，实现了对辖区社会矛盾纠纷风险隐患的精准掌控，为群众提供综合性高效便捷服务。今年以来，该镇派出所接报矛盾纠纷警情551起，相较同期下降12％。
在化解矛盾纠纷的基础上，还辅以做好当事人的心理修复和困难帮扶措施，有效确保纠纷案件“化得稳”。“在涂某某一案中，我们在案件了结后还继续落实跟踪服务，与民政等部门协同，为涂某某一家申请了低保、定期上门慰问等，做到不仅要‘事结’，更要解‘心结’。”曲塘镇党委副书记陈万荣说。
构建机制明确分工
“明年2月，如皋市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将投入使用，届时信访局、司法局、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和市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将整体入驻，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城管局、人社局以及其他单位将实行派驻、轮驻、随驻，一个窗口对外，让服务更集中、覆盖面也更广。”如皋市委政法委副书记杨明介绍说。
为进一步加强进驻部门之间联动合作，如皋通过建立功能型党委形成一个新的工作团队统筹管理各进驻单位，并探索构建信访联席会办、矛盾纠纷会商会办、双联研判等制度打破部门壁垒，对社会矛盾纠纷开展统一排查、统一登记、统一分流、统一回访，增强纠纷联排、矛盾联调、问题联处的聚合力。
据介绍，如皋市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将依托于市镇村一体化指挥平台、社会法律公共服务平台、信访纠纷争议解决平台、社会风险研判预警平台4个平台，承担群众诉求一号受理、社会事件联动指挥、人民信访接待办理、矛盾纠纷调处化解、风险防控研判预警、公共法律综合服务等8项职责，提供“一站式”便民服务，构建“1+4+N+网格”的大共治模式，推动形成“中枢+平台+部门+网格”的治理格局。
积极探索打通堵点
今年7月，南通印发《关于加强社会治理综合服务机制建设促进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在全市启动县镇两级社会治理综合服务机制建设，进一步提升现有基层社会治理资源聚合度，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目前，海安、如皋率先建设县、镇两级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的实体平台，其他地区在部分乡镇试点先行。
南通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晓斌表示，通过打造县镇两级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将基层分散的调处资源由“多中心”向“一中心”集中，实现资源整合，让诉调、访调、检调、警调“无缝衔接”，并与市级层面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的实体平台和网上平台实现融合，推进构建“一站式接待、一条龙调处、一揽子化解”社会治理综合服务模式。
据介绍，南通还不断建设和优化社会治理智能化综合平台，强化“一站式”矛盾纠纷调处智治支撑，打造社会治理智能化综合平台和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信息管理系统，汇聚了房产物业、医患、家庭邻里、价格投诉、旅游消费、生态环境等多领域纠纷情况，县镇层面综合服务中心可以通过该平台联动指挥相关地区或部门处置矛盾纠纷，并通过移动终端察看现场处置情况。
四川遂宁：
防范化解农村土地流转风险助力乡村振兴
□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利民
四川省遂宁市不断深化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积极探索新机制、新举措，着力把矛盾风险控制在市内、化解在基层。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农村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不少挑战。近年来，全市流转农村土地142万亩，流转率达47.3%，带动农民户均年增收830元。然而，因经营不善、新旧业主纠纷、资金链断裂等引发的拖欠农民土地流转租金时有发生，给农村社会稳定带来新的风险。遂宁市多措并举，防范化解农村土地流转风险，助力乡村振兴。截至2022年7月，全市已化解农村土地流转拖欠租金纠纷116件、涉及金额7864万元，有效维护了农民合法权益，实现了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解决实际问题
协调分期兑现租金
2019年，某生态旅游公司在遂宁市蓬溪县宝梵镇原龙洞村和华山村承包土地598.55亩，用于旅游项目建设。2022年年初，该公司因开发项目资金短缺，拖欠农户土地流转租金89万元。
蓬溪县先后三次召开专题会议，与公司共同商讨支付拖欠土地租金、项目开发、抵押贷款等事宜，全力推动矛盾化解，维护群众合法权益。2022年6月，该公司拖欠的89万元租金已全部支付到位。
据遂宁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遂宁市县两级成立由政府分管领导牵头的工作专班，制定农村土地流转拖欠土地租金整治化解方案。各乡镇成立党政主要领导负责的工作机构，专项负责土地流转风险防范及租金拖欠化解工作。对500亩以上拖欠租金的案件，落实一名县级领导包案化解；500亩以下，由乡镇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包案化解。
市、县两级部门各司其职，强化工作协同，齐抓共管。农业农村部门加强指导，健全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发改部门将欠租业主纳入失信名录管理；财政部门将土地流转矛盾仲裁和建立土地流转风险保障金的经费纳入财政预算；金融部门加强对业主非法集资监管，加大对业主的金融和保险支持；司法行政部门主动对欠租农户提供法律援助。
集体统一管理
柠檬基地焕发新活力
2013年，遂宁市安居区某柠檬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安居区马家桥村农户签订563亩土地流转合同，用于种植柠檬，流转期限从2013年10月31日至2029年12月31日。
2015年，该合作社资金链断裂，负责人失联。截至2019年10月，合作社拖欠土地流转租金80余万元。2019年11月，经村集体研究并通过村民代表大会同意后，以合作社未支付土地租金构成重大违约为由，单方面解除与合作社的土地流转合同，同时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接收并盘活该合作社种植的563亩柠檬。
村集体经济组织接收后，将长势差、效益低和未栽果树的157.57亩土地退还给村民耕种。对仍有经济效益的405.43亩柠檬，由村集体经济组织自主经营。通过精心管理，马家桥村柠檬基地焕发新的活力，2021年实现收益120万元。
“我们分类施策，对经营不善、停止生产的业主，采取沟通协商、法律手段等方式督促结清拖欠租金；对仍在经营但无发展前景的，及时解除流转合同；对资金周转暂时困难的，采取分步兑现或租金转股金、混改等多种方式化解；对法院判决生效的，及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业主不再经营的流转土地，对产业发展仍有效益的，采取转租、村集体统一经营、退还农户经营等方式继续发展。”遂宁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说。
用好法律武器
维护农户合法权益
遂宁射洪市广兴镇于2013年引进四川某农业公司，在东塔村建设平灵核桃基地，共租土地950亩，租期从2013年至2029年。因该公司经营管理不善，自2017年起一直没有支付土地租金，到2020年底共拖欠农户土地租金260余万元。
为赢得群众的信任、理解和支持，东塔村村民委员会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广泛征求群众意见，解释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农户依法理性维权。
2021年11月，广兴镇政府聘请法律顾问，为村民提供法律援助。法律顾问指导村民委员会组织农户与该公司签定《终止合同协议书》，组织农户向射洪市人民法院递交支付令申请书，射洪市人民法院依法出具《支付令》。
目前，该公司流转的950亩土地已全部收回，并入股到东塔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我一直在外地打工，把拿回来的地租了出去，今年租金打到我爸的账户上，爸妈在农村的生活也宽裕一些。”东塔村村民王某说。
“遂宁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农村土地流转工作，要求相关部门严把业主审核、项目审查等关口，对未通过审查的，一律不得开展土地流转活动和享受相关扶持政策。同时，不断健全履约保证机制、流转服务机制、动态监测机制、纠纷调处机制、失信惩戒机制，确保土地流转规范有序，切实维护农户合法权益。”遂宁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说。
江西南昌：
打造“红色物业”提升社区治理效能
□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辉
江西南昌，被誉为“军旗升起的地方”和“人民军队的摇篮”。
近年来，南昌市聚焦小区物业管理服务、风险防范、矛盾化解等难题，坚持以党建引领“红色物业”为主线，构建共商共议、联动联调、速裁速审的矛盾化解体系，全面提升社区治理效能。
坚持党建引领
解决物业“管理难”
洪科社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以往配套不全、设施陈旧、违建较多等现象较为突出，业主意见颇大。
为此，洪科社区组建了一个由党组织领导，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等多方联动的“红色物业”，同时开发掌上智慧平台，对群众“一键上报”的诉求及时解决，群众满意度超99%。
洪科社区“红色物业”是南昌市推动物业服务与社区治理同频共振的缩影。南昌市委政法委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南昌市坚持把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基层社会治理效能，建立健全“红色物业”运行机制，有效提升物业管理服务水平。
点燃“红色引擎”。南昌市构建“社区党支部（党委）小区党支部网格党小组楼栋长党员中心户”社区组织体系，并以党组织为纽带有机联结各类治理主体，依托市县两级住建部门成立物业行业协会党组织，指导124个物业企业、268个业委会建立了党组织，实现组织共建、资源共享、活动共办、责任共担的良性互动。
激活“红色细胞”。南昌市建立健全社区党组织、物业企业党组织成员“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制度，并注重在物业企业中培养和发展党员，设立党员先锋岗、党员责任区等，激发物业企业内生动力，实现了“1+1＞2”的良好效果。
做优“红色服务”。南昌市建立“物业党支部在线协调、物业人员与党员志愿者现场解决、社区党组织回访监督”的闭环机制，组建6万多名在职党员志愿服务队、“红色管家”志愿服务队等各类志愿服务力量，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为主阵地，主动了解居民诉求，合力解决小区难题。
坚持源头治理
解决风险“防范难”
电动车停放问题，曾是困扰南昌市金源大厦业主的一块“心病”。由于没有停车棚，业主时常将电动车停放在家中或楼道内，不仅容易产生纠纷，且存在安全隐患。
为改变现状，社区组织召开“红色物业”联席会议，并积极推进电动车车棚建设，很快就解决了这一“老大难”问题。据了解，南昌市着力解决物业管理服务中的突出问题，从源头上防范物业纠纷。
攻坚“梗阻点”。聚焦专项维修资金使用难、业委会成立难、公共收益不透明等物业和业主矛盾突出问题，组织住建、公安、城管等部门开展靶向攻坚，完善功能配套，解决堵点痛点。该市充分利用空地等增加停车设施建设，最大限度挖掘了公共停车泊位25976个；建成市城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便民服务平台。
畅通“民情线”。充分应用信息化手段，变“面对面”为“键对键”，划分小区专属网格，建立网格微信社群，推动物业主管部门力量融入网格、加入社群，及时掌握群众诉求；整合12345政务服务热线端、做优市县乡三级综治中心等实体端、开发上线社会治理App等移动端，畅通群众诉求反映渠道。
织密“责任网”。建立住建部门牵头的物业管理联席会议制度，在落实街道(乡镇)、社区属地管理责任的基础上，加强对业委会、物业企业履责情况监督，引导制定管理规约、议事规则，督促按规定公示各类重要事项及资金收支情况，并建立健全物业服务企业信用评价管理制度，设立物业服务企业“红黑榜”，倒逼物业提升服务水平。
坚持多元联动
解决矛盾“化解难”
如何快速批量立案？空置房物业费如何收取？小区失窃，如何处理物业和业主之间的纠纷？近日，南昌市青山湖区人民法院组织辖区社会工作者、业委会代表及物业公司代表等进行座谈，共商物业纠纷的解决办法，并提供专业法律咨询。
据介绍，为破解物业纠纷“化解难”，南昌市紧紧依靠基层党组织，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深度整合各方资源参与物业矛盾纠纷化解。
共商共议，绘出“同心圆”。广泛开展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三有协商”活动，完善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会志愿服务“四社联动”机制，健全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业委会、居民理事会、物业服务企业“五位一体”机制，全市建立“幸福圆桌会”“有事来说”“解忧铺子”等协商议事平台1331个，凝聚物业纠纷化解合力。
联动联调，答出“最优解”。建设物业纠纷调处平台，建立物业纠纷调处工作机制，整合住建、法院、司法行政、信访等部门力量，构建市、县(区)、乡镇(街道)、村(居)民委员会四级物业服务矛盾纠纷人民调解联动体系化，努力做到“小事不出村（居）、大事不出乡镇（街道）、矛盾不上交”。
速裁速审，跑出“加速度”。以“诉源治理”“速裁快审”为契机，大力开展物业纠纷专业化审判机制改革，挂牌物业巡回审判点和司法便民服务点，成立物业纠纷专业审判团队，开辟“绿色通道”，实行优先调解、优先立案、即时移送、及时处理。
湖南湘西：
“源头防范过程管控末端治理”化家事促家和
□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阮占江
通讯员 瞿章胜 雷国兵
强化源头防范，“家事”发现在早；强化过程管控，“家事”处置在小；强化末端治理，“家事”遏制在先……
近年来，针对此前家庭矛盾纠纷相对较多、容易引发其他社会问题的现状，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为契机，深入推进婚恋家庭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打消“家事难断”“私事难管”顾虑，强化“群众无小事”“家国紧相连”意识，化“家事”促“家和”保“社安”，全力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2020年以来，全州共调处婚恋家庭矛盾纠纷4780件，月均离婚数比2019年下降28%，家事婚恋问题个人极端恶性案事件零发生。
强化源头防范
近年来，湘西外出务工人口有75万人，涉及家庭约30万户，留守妇女4670人。近三年，婚恋家庭矛盾纠纷数占各类矛盾纠纷总数的13.86%。
针对婚恋家庭矛盾纠纷复杂多样、易发多发问题，湘西积极激活基层治理力量，充分用好社会治理平台系统，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式进行预防。
为深入进行排查，湘西结合矛盾纠纷大排查大化解，对婚恋家庭矛盾纠纷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对发现的矛盾风险苗头隐患和线索，创新落实县乡村三级“双签字”制度，按层级、分类别建立台账，确保情况清、底数明。
为广泛进行宣传，湘西大力开展民法典宣传和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宣讲行动，推进法治宣传进乡村、进社区、进家庭、进企业。广泛开展巡回法庭、以案说法、以案释法等活动，用身边人讲身边事，引导群众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
为实现周密管理，湘西积极健全完善政府、社会、家庭“三位一体”关怀帮扶体系，加强重点人员心理疏导、危机干预，加强留守妇女、老人、儿童权益保护，从源头上减少“家事”纷争。
强化过程管控
为实化调解组织，湘西积极做实各级综治中心、网格中心、诉源治理站、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等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组建婚恋纠纷调解专家库，设立115个乡镇（街道）婚姻家庭调解室，实现家事纠纷有地方说、有专人管。
为优化调解举措，湘西积极推行矛盾纠纷“三二一”调解方法，按村（社区）调解至少3次、乡镇（街道）调解至少2次、县市调解终结，逐级分层调解。在村（社区）推行“三会一奖”基层治理模式，通过议事会立规、理事会聚力、乡贤会储能、积分奖扬德，推动民事民调、民事民管、民事民议。
为强化调解效果，湘西对调解成功的，及时回访了解协议履行和政策实情况，确保案结事了人和。对疑难复杂、可能引发重大案事件的，成立“一对一”“多对一”调解专班，“一事一方案、一案一专班”，县乡两级领导包案，集中攻坚化解。
强化末端治理
为积极探索“多主体参与、多领域汇集、多机制驱动”的家事纠纷化解机制，去年8月，湘西州妇联联合州中级人民法院就全州家事纠纷化解相关问题召开主题研讨会。会议要求进一步加强法院与妇联组织的联系，发挥法院、妇联各自职能优势，建立工作联动机制；加强诉源治理，促进矛盾的基层化解；强化源头参与妇女儿童的保护，减少家事纠纷矛盾，坚决杜绝因家事矛盾转化为刑事恶性案件；建立宣传教育机制，共同开展普法宣传及维权服务，树立正能量，倡导文明进步的婚姻家庭伦理道德观念，维护健康向上的婚姻家庭关系。
据了解，针对制度机制上的短板漏洞，近年来湘西不断加强经验总结，固底板、补短板、锻长板，不断提升矛盾纠纷防范化解能力水平。
为完善平安共建机制，湘西积极健全完善矛盾纠纷和风险隐患预测预警、协调联动、信息交流、资源共享机制，创新落实矛盾风险突出问题清单制度，广泛开展平安家庭、平安社区等创建，推动问题联治、工作联动、平安联创。目前，创建平安村（社区）540余个，每年表彰平安家庭200余个。
为完善上下协同机制，湘西在州级层面，建立了家事调处、法律援助、心理咨询“三大专家团”，为“家事”调处提供专家后援；在县级层面，实现婚调委进驻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化解中心、民政婚姻登记大厅、法院家事审判合议庭，促进“家事”依法依规化解；在乡村层面，将“家事”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纳入诉源治理重点，用村规民约（居民公约）消弭“家事”。
为完善流程管理机制，湘西今年7月开展全州婚恋家庭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对排查出的257件婚恋家庭矛盾纠纷，逐一明确具体责任单位、责任人，建立“一案一档”台账，形成排查、化解、教育、管控工作闭环。
安徽宿州：
矛盾纠纷“一站式接收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
□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光明
近年来，安徽省宿州市坚持以群众矛盾纠纷化解“最多跑一地”为目标，以构建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格局为重点，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整合平台资源，全力提质升级“一站式”矛盾纠纷调处平台建设，实现从“多平台”向“一中心”转变，推动矛盾纠纷“一站式接收、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力争将各级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建设成为群众矛盾纠纷调处化解的“终点站”。
整合资源打造“一站式”解纷平台
矛盾纠纷需要及时有效化解，要让群众清楚在哪里能够得到化解。
“基于这一理念，我们坚持问题导向，用宿州办法解决宿州问题，坚持以群众矛盾纠纷化解‘最多跑一地’为目标，整合平台资源，加大各级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建设，从‘多平台’向‘一中心’转变，有效发挥‘一中心集成、一平台受理、分级分类调处’作用。”宿州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赵学东说。
在县级层面，宿州各县区将“综治中心、法律援助中心、诉调对接中心、信访接待中心、心理咨询中心”等统一整合，建立县（区）矛盾纠纷调处中心，统筹本县区矛盾纠纷化解，并积极参与属于本级化解的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在乡镇层面，以综治中心阵地为依托，设置矛盾纠纷接待窗口，实行乡镇（街道）班子成员轮流值班制度，及时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研究交办。在村级层面，推进村（社区）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建设，让群众矛盾纠纷有地方找、有地方可以受理。
宿州市各级矛盾纠纷调处中心普遍内设法律咨询、人民调解、信访接待、劳动纠纷调解等功能窗口，以及矛盾纠纷调处、公共法律服务、社会心理服务等多个功能区，采取重点部门集中常驻、一般部门轮换入驻、涉事部门随叫随驻相结合的方式，组织信访、法院、司法行政、民政等部门进驻集中办公。同时，建立职责明确、分工合理、互相配合、保障有力、奖惩分明的工作机制，为群众提供受理、调处、帮扶、反馈等一站式服务。
“通过平台整合强化功能集成，实现从‘分散办’到‘集中调’转变，从‘线下跑’到‘网上办’转变。”赵学东说，依托综治信息化等平台，实现矛盾纠纷数据及时统计分析、预警信息及时推送，努力实现“数据多跑路，百姓少跑腿，矛盾解基层，群众留当地”的良好效果。
闭环管理助力“全链条”化解纠纷
矛盾纠纷化解一定得有人管，越早越好。宿州市积极推进矛盾纠纷化解闭环管理，全链条化解。
宿州市各级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心以专职调解员和医疗纠纷、物业纠纷、交通事故、劳动纠纷等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入驻为保障，通过“群众点单、窗口接单、中心派单、分流办单、跟踪评单”开展全流程闭环式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充分保证矛盾纠纷化解在登记、分流、转办、受理、办理、答复等各环节衔接顺畅、程序合理、过程妥善、群众满意。
“我们加强矛盾纠纷联合调处中心与网格化体系的融合运行，深入推进调解力量资源力量向网格下沉延伸。”赵学东说，通过上下联动构建调解网络，并实施“十户联防”“小区长、楼栋长、单元长”等模式，发动基层党员、网格员、志愿者成为兼职调解员，将常态化纠纷排查机制有机融入网格化管理，对家庭纠纷、邻里矛盾等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
据统计，宿州市目前共划分网格4.1万个，5.9万名专兼职网格员、2.1万名在职党员、10.2万名志愿者下沉到网格单元。
宿州市还不断深化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调联动，强力推进诉调联动，完善“诉调对接+司法确认”纠纷解决机制，由法院依法审查后出具司法确认裁定书，给双方当事人吃上“定心丸”。
多元解纷创新“品牌化”特色调解
调早调小是宿州有力化解矛盾纠纷的成功经验。宿州市全面推行“宿纷速调”调解新模式，推进专职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全面推行基层法律顾问制度，聘请律师担任兼职人民调解员参与社会矛盾纠纷的调处化解，并依托矛调中心与信访、法院、检察、公安等多家单位的对接机制，针对一些专业性较强的纠纷领域，聘请有相应业务特长的有关方面人士直接参与联合调解。同时，开通“宿纷速调”网上受理通道，设立“宿纷速调”人民调解热线电话，进一步提高矛盾纠纷的调处效率和公信力。
宿州还推动“乡贤文化”与“法治建设”相融合，探索将乡贤引入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在县乡村三级矛盾纠纷调处中心设立“乡贤工作室”，参与矛盾纠纷调解工作。
“我们还探索形成矛盾纠纷‘心’解法。”赵学东说，全市以建设首批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市为契机，在矛调中心设立心理服务室，组建社会心理服务专家团队，将心理服务和危机干预运用到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全过程各环节，提炼总结出以“群众说事、政法说法、乡贤说德、专家说心、公开听证”为主要内容的“四说一听”化解纠纷新模式。
广西梧州：
综合治理为家事“把脉”开幸福“良方”
□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艳
通讯员 高寒 蒋勇杰
“原来想着这辈子就完了，谢谢你们给了我站起来的动力，我会带着孩子好好生活。”近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角嘴街道潘塘社区，市民小何对潘塘社区心理咨询师廖开伟说。小何因企业亏损负债，滋事斗殴服刑，回归社会后妻子提出离婚，在万念俱灰时预约了社区心理咨询师，经过几番心理咨询，终于走出阴霾。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谐是平安建设的基础。”梧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邓旭升说，近年来，针对婚姻家庭矛盾纠纷是引发“民转刑”案件主要因素的问题，梧州市秉承以防为先、以防为主、以防为要的工作理念，坚持多方联治、多层联排、多元联调，有温度、有热度、有深度地推动婚姻家庭矛盾纠纷的防范化解，守护好“家”的港湾，助力平安梧州建设取得新成效。
多方联治织密矛盾纠纷“防控网”
万秀区南中社区是梧州市“一社区一心理咨询师”机制的试点发源地。2019年10月，万秀区在南中社区设立心灵驿站，一批国家心理执业咨询师走进社区，为市民免费提供心理咨询。
两年多来，“一社区一心理咨询师”机制在梧州市由点及面全面铺开，心理服务团队用专业的心理技巧解决社区群众心理困境，探索创新社会心理服务疏导和危机干预规范管理措施。
10岁的毕某是“一社区一心理咨询师”的受益者。因出生时被医生诊断为肌张力过高，毕某常常看到父母因为自己的康复问题吵架，并遭到父亲暴力相向，导致其从小脾气狂躁，曾扬言要杀掉爸爸和妹妹，一家人的关系剑拔弩张。
了解到毕某一家的情况后，万秀区立即启动心理应急救援机制，由社区心理咨询师、学校班主任和社区工作人员组成矛盾化解小组，经过多轮的疏导，毕某长期以来的心结被打开，与父母敞开心扉，家庭矛盾得到有效化解。
目前，梧州市在全市城市社区设立心灵驿站，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邀请50名心理咨询师进驻，实现“线上+线下”全天候为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婆媳关系紧张的家庭提供心理服务，先后帮助多名有心理健康问题的妇女、儿童走出心理困境，重建和谐家庭关系，有效化解多起严重家庭矛盾纠纷。
在深入推广“一社区一心理咨询师”机制的同时，梧州市开通“桂姐姐”电话热线，建立“儿童之家”“家长阵地”“12338巾帼维权家园”，在乡镇（街道）建立“吾爱梧家”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通过多方联治，强化群众以法律思维解决矛盾纠纷意识，把积极向上的婚姻家庭价值导向传导至千家万户。
多层联排织密矛盾纠纷“排查网”
为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梧州市主动作为、提前谋划，落实网格普查、部门联查及线上筛查等多种排查方式。
从过去群众带着矛盾纠纷找到相关部门，到现在网格员深入辖区排查矛盾纠纷信息，梧州市打破传统固有模式，推进作风革命，大力提升工作效能。
全市构建了网格化服务管理“1+1+1+N”力量体系，即1名网格长、1名网格员、1名双报到干部、N名志愿者定期深入村（社区）巡查，通过望、问、聊排查群众中婚姻家庭矛盾纠纷，同时，充分调动村（社区）老年人、物业保安、楼栋长、小商店老板等群体力量延伸信息收集触角。
法院、公安、民政、教育、妇联等单位建立了信息共享通报制度，在法院立案、公安接报警、民政窗口以及学校家访中发现的涉及婚姻家庭矛盾纠纷信息实时报送矛盾调处中心，由中心做好信息研判；实行工作派单、跟踪，形成工作闭环。
在线上，“一社区一心理咨询师”平台每季度向群众推送或发放婚姻家庭状况调查问卷，对群众婚姻家庭状况进行普查，利用大数据分析统计，筛查出重点家庭、重点人员，及时委派心理咨询师或社工入户疏导调解。2021年以来，共筛查出存在婚姻家庭矛盾纠纷家庭43户，全部委派心理咨询师、社区干部等疏导化解。
多元参与织密矛盾纠纷“调处网”
“司法良方”治愈“家事之痛”。梧州市、县两级法院及乡镇派出法庭依托家事审判庭，在涉婚姻家庭案件开庭前设置诉前调解程序，把法庭开到社区和乡村，每年通过诉前调解修复200多个家庭关系。
梧州市妇联联合市司法局在市县两级建立婚姻纠纷调解委员会，在乡镇一级建立婚姻纠纷调解室，组建以法官、律师、心理咨询师等为主体的婚姻家庭矛盾纠纷调处专业团队，近三年来调处各类婚姻家庭矛盾纠纷3000多起，为全市婚姻家庭筑牢爱的“防火墙”。
全市多元参与，联合“会诊”，用“柔”的方法做好“和”的文章。村（社区）设立“村民评理说事点”、个人调解室，村贤、社贤、族老等德高望重人士一起参与调解，全市近60%的婚姻家庭矛盾纠纷化解在村（社区）。
内蒙古鄂尔多斯：
“多多评”智能平台解决社会治理“中梗阻”
□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史万森
“我们小区之前没有安全护栏，前几天我在停车时，因为视线盲区，不小心将车开到了台阶下面，造成了不小的损失。我通过‘随手拍’功能把这件事进行上报，没想到第二天，小区所有的台阶旁边都安装了护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康新街道的水岸华府小区居民叶女士说。
在康巴什区青春山街道财富文苑居住的刘女士看见楼道里堆满杂物，她掏出手机，扫描了贴在墙上的二维码，然后将现场情况拍照上传。她说：“原来遇到这种情况，只能去物业公司找人处理。现在好了，我扫一下户外码，在线反映一下，问题很快就能解决。”
她们使用的是一个叫“多多评码上生活”社区智能综合服务平台上的功能。平台上功能很多，有政府推出的线上政务服务功能，临时身份证、居住凭证等业务均可在线上办理；居民可以与社区网格员、网格民警、物业服务人员“直联”，进行“码上纳谏”“码上协商”；针对不同人群的个性化、定制化政策信息，通过大数据推荐、自动推送等方式实现精准送达。
鄂尔多斯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康巴什区委书记邢征告诉《法治日报》记者，基层工作纷繁复杂，被形象比喻为“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在这千头万绪中起到“举一纲而万目张”的作用呢？鄂尔多斯从“二维码”中找到了答案，把它变成了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
2021年，康巴什区以创建国家首批“智能社会治理特色实验基地”为契机，依托“多多评码上生活”社区智能综合服务平台，推行“二维码+”智慧治理新模式，推出居民室内码、居民户外码、商户码、电动车管理码、流动摊位管理码、干部码、随手拍、反向扫码、网格员助手、店铺防疫码等功能模块，将传统物理社会治理与网上虚拟社会治理有机结合，构建起横向联合、纵向赋权、数字加权的智能社会治理体系。
群众需要什么样的服务、怎样服务好群众，最有发言权的是社区干部和网格员。康巴什区创新开展了“积分赋能、社区下单、部门抢单”新模式。4个街道各选取1个试点社区，由政府财政补贴，转化为“多多评”物质积分直接交由社区分配。
社区根据工作需求，针对市民“随手拍”和扫码问题、社区和小区历史遗留问题，以及文明创建、疫情防控等工作，向部门“下单”。部门积极响应“抢单”并完成任务后，根据任务难易程度，社区会按照“二八比例”给予该部门和具体办事人员一定的物质积分奖励。
通过“积分赋能”，康巴什区进一步提高了社区服务群众、提出需求的主导性和针对性，部门也由以往的被动问责式“接单”，变为积极主动式“抢单”，不仅在解决平台各类反馈问题整改方面做好了“后半篇文章”，也在创新数字化社会治理工作机制方面走出了扎实一步。
而“随手拍”让居民人人都成为网格员。生活中，类似垃圾乱堆、车辆乱停、商户占道经营等小且复杂的城市管理问题，需要大量的人力来监督和整治，仅仅依靠数量有限的网格员显然不够。让更多市民都参与到社会的治理当中，协同配合，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更精准更细致地解决问题，这样的功能通过平台的“随手拍”实现了。
邢征说，作为超级管理员的“党政一把手”要确保各类反馈的问题得到及时处理。超级管理员能够在平台上看到各部门对群众上传问题事件的处理进度。按照行政管理权限，过去区县一级的“党政一把手”很难直接看到社会治理工作中的具体问题，而在听取部门汇报或实地调研时，难以了解真实情况，超级管理员权限的设置，让县级领导能够在线上直接了解基层群众遇到的问题、反映的情况，更好地倾听民声。同时，还可以督促各单位及时响应、快速处理，形成“线上线下闭环监管”机制。
一边有平台积分鼓励，一边有群众“随手拍”监督，中间有“党政一把手”两个超级管理员随时“拍一拍”提醒，这就有效提高了基层社会治理效率。截至2022年8月，平台累计解决群众“随手拍”反馈问题2332条，整改率达100%，网格员和执法工作人员由以往每小时处理事件1.5起，提高到每小时处理事件5.3起。
邢征说，当前，全国各地综合治理平台很多，这些平台覆盖了城市交通、安防、通信等城市运行的各个核心要素，也串联起了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文化等智慧城市建设关键要素。这些综合治理平台好比是“城市大脑”和中枢神经，城市中生活的市民则是“神经末梢”，中枢和末梢之间信息传达反馈不流畅就会导致出现治理“中梗阻”。“多多评”在数字化社会治理中的运用，有效解决了这一问题，连接起了中枢和末梢，让信息的上传下达变得简便高效。而市民每一次扫码评价所体现的人间冷暖，享受的每一次高效快速回应，以及作为城市主人的积极参与，也恰恰是“多多评”未来发展的根本动力。
北京怀柔：
联动联调联治模式高效化解基层矛盾
□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雪泓
2020年，某企业多名员工走进了怀柔区社会矛盾调处中心，在集中受理窗口，他们讲述了自己遭遇无故裁员，却因公司没有与他们签劳动合同导致维权困难。在区社会矛盾调处中心的努力下，当晚9时，他们就与企业就补偿等问题达成了协议，一场维权纠纷就此化解。
据了解，早在2006年，按照“小纠纷不出村、一般纠纷不出镇，大纠纷不出区”的工作目标，怀柔区委政法委牵头在怀柔区信访接待大厅成立了区社会矛盾调处中心，并同时在乡镇街道和村、组、户搭建起“五级”社会矛盾调处网络体系，努力实现社会矛盾化解“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
刘志丰是怀柔区信访办副主任，兼任区社会矛盾调处中心副主任，在中心工作的这些年，他经手调解的大大小小案件和纠纷已不计其数。
“了解清楚来访人的诉求后，我们立即启动了中心‘矛调吹哨、部门报到’工作机制，要求区人力社保局法制办、仲裁科和区经信局相关负责人及时‘报到’”，刘志丰介绍，“报到”后，相关部门根据具体情况制定了工作方案，与涉事企业和劳务派遣公司展开沟通，当天便促成员工们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
运行多年来，怀柔区打造的集中会诊、分流调处的社会矛盾纠纷“怀柔模式”，让群众的合理诉求得到了有效解决。
据怀柔区委政法委副书记郑朝才介绍，怀柔区社会矛盾调处中心整合了信访、社保、住建、农业农村、司法、纪检等多个部门的纠纷调处职能，在合署办公的基础上，提供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信访接待、法律咨询服务、心理咨询服务等聚合功能。受理的矛盾纠纷可当场化解的则即时化解，不能当场化解的则交集中受理窗口登记后交办相关责任单位，并承诺限时办结，确保“只访一次”。
今年7月，怀柔区某村的5名村民手举锦旗走进区社会矛盾调解中心，感谢中心帮助村里解决了长达8年的信积案。
原来，10年前，该村拆迁“上楼”带来了村民生活成本的增加。为解决村里困难，区委、区政府同意该村优先购买新开发建设区域内3000平方米的商业门店，经营所得由村里按照本村产权制度改革方案进行分配使用。8年过去了，商业门店收益累计已达1000余万元，可这笔收益应该分给拆迁村民还是全体股民，始终没有达成一致。为此，村民、股民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诉求。
面对这一情况，今年4月，怀柔区依托“一站式”调处机制，协调相关各方搭建起沟通交流平台，开展信访积案的联合调处、集中化解，最终明确了收益由全体股民共同分配的方案，并提交村股份合作社代表会议讨论并通过。
郑朝才说，怀柔区的联动联调联治机制不仅体现在矛盾纠纷受理平台的“一站式”，更体现在会商和办理平台的“一站式”。
怀柔区首创了区、镇、村三级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实现了全区乡镇街道的全覆盖，各级主要领导担任联席会议召集人。各级联席会议充分发挥综合协调、组织推动、督导落实的职能作用，进一步推动信访工作关口前移、阵地下沉，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合法诉求。与此同时，还建立完善了“矛调吹哨、部门报到”机制，按照诉求事项疑难程度和轻重缓急，分别吹响“快捷哨”“应急哨”“攻坚哨”，以迅速应对重大、紧急、突出问题，快速回应群众诉求。
社会矛盾调处工作的重点在基层。记者了解到，怀柔区社会矛盾调处中心只是怀柔区五级调处网络体系的其中一级，除此之外，全区在乡镇、街道均建立了调处中心，在农村、社区、企事业单位建立了调解工作站，在村民小组、居民院落等建立起调解工作小组，并按农村每10户、社区每楼门设立基层调解信息员。五级调处网络，使得基层社会矛盾化解能力明显增强，既减少了各部门因条块分割、职能交叉等问题导致的推诿扯皮现象，又克服了信访部门因职能单一、权威有限、力量不足导致的矛盾调解短板，建立起了综合高效、权责分明的社会矛盾化解体系。
据了解，成立运行10余年，怀柔区社会矛盾调处中心的各窗口，包括社保、住建、农业农村、司法等部门在内，每天都有一名副处级以上干部负责接待群众。截至目前，怀柔全区已配备专兼职矛盾化解干部174人，各职能部门、镇乡街道均指定1名处级副职干部专门负责协调推进矛盾诉求解决，人民调解员、律师、法官、心理咨询师、妇联等专业力量全面融合，有效实现了矛盾纠纷化解的资源整合、多方参与。
河南驻马店：
“心理服务+”实现“事”“心”双解
□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赵红旗
河南省驻马店市女子张某与男子王某结婚后，二人时常发生口角。前不久，张某回到娘家诉说了自己的遭遇，引起娘家人不满，两家人继而发生打骂。事后，张某向市妇联求助。
妇联及时委派心理咨询师了解相关情况。心理咨询师运用心理学知识对求助者进行细致劝解与引导。经两个多小时的现场调解后，一家人放弃争执，握手言和。
心理咨询师参与化解家事纠纷，是驻马店市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及时疏导不良情绪，提高人们心理健康水平的举措之一。
“近年来，驻马店市坚持试点先行、勇于探索，强化组织领导，健全体制机制，初步探索出了一条具有驻马店特色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新路子。”驻马店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兆军介绍。
夯实心治基础
私密的心理辅导室、供释放情绪的心理宣泄室、治疗密闭恐惧症的仪器……在驻马店市西平县社会心理服务中心，开展专业化社会心理服务的科室和设施一应俱全，免费向全县群众开放。
西平县紧抓被确定为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第一批试点县机遇，让“心理服务+”工作模式贯穿到各个领域。目前，全县设立了304个社会心理工作站（室），心理健康服务网络覆盖面扩大到村，让群众问题有处诉、“心结”有人解。
“驻马店市利用西平县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的优势，积极在全市做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工作，不断探索创新工作模式，巩固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市、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市成效。”王兆军说。
截至目前，驻马店市在市、县、乡三级均成立了“社会心理服务+矛盾纠纷化解”工作领导小组，将心理健康服务融入精神文明建设，融入社会治理体系，融入平安建设，积极开展心理调节疏导，有效防范和降低了因心理失衡引发案事件的风险。
在强化阵地建设上，驻马店市建立心理服务云平台、心理服务热线、心理服务体验中心，青少年心理健康实践基地等，为群众提供线上线下心理关怀。各县区依托综治中心高标准建设县级社会心理服务中心13个、乡镇级社会心理服务工作站(室)304个。同时，强化队伍建设，开展“百千万人才培训计划”，开办心理咨询师培训班，招募社会心理服务志愿者700多人。
强化预警预测
在平舆县，“青翼护航员”心理健康专业组讲师和志愿者服务队经常走村入户，帮助青少年解决思想上的问题。县综治中心主任孙高佳说：“此举可以调适青少年的情绪困扰和心理压力，也能及时发现他们思想上的困惑，促使他们阳光向上，增强遵纪守法意识。”
驻马店市委政法委积极推进“综治中心+网格化+信息化”模式，关口前移，力量下沉，疏导心理问题。截至目前，全市依托县区综治中心建立11个家庭婚姻矛盾纠纷调解委员会，由心理辅导人员、专业社会工作者开展心理服务进万家、进学校、进企业、进机关、进监所、进医院“六进”活动，推动心理服务全覆盖。同时，全市发挥基层网格员优势，在市县两级常态化开展家庭婚恋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行动，及时研判预警问题隐患苗头，避免矛盾激化。
精准化解疏导
在百万人口的上蔡县，不仅定期对学生进行综合心理普查和测试，还专门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对部分心理问题严重的学生及时矫正，引导他们热爱生活、关心社会，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和自制力。
如今，驻马店市已常态化开展全员心理服务测评，为全市居民建立心理健康档案，并根据心理评估结果，由轻到重划分为“绿、黄、红”三色人员，分级分类开展心理服务。针对“绿”色人员成立心理服务宣讲团，将每月25日定为“社会心理服务主题日”，开办心理健康讲座；针对“黄”色人员成立由各级妇联、综治中心、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等工作人员组成的关爱小组，开展一对一心理疏导和危机干预，严防矛盾激化、小事拖大；针对“红”色人员，组建由民辅警、村(社区)干部、网格长、村医和监护人共同组成的监护小组进行帮扶。
驻马店市委政法委副书记李烨说：“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与社会心理服务工作深度融合，形成工作合力，实现了‘事’‘心’双解，将矛盾纠纷止于未发、化于萌芽。”
辽宁铁岭：
打造防范化解家庭邻里矛盾“铁岭方案”
□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国强 韩宇
铁岭市地处辽宁省北大门，常住人口238.8万，其中农村人口107万，耕地1009万亩。受农村占比大、部分地区民风民俗落后等因素影响，基层社会矛盾风险，特别是家庭、邻里矛盾风险较为突出。
为此，铁岭市正视问题，通过不断做实“百合家事”等调解载体，做强“铁岭卫士”力量保障，做好建章立制致力长效，探索出有效防范化解家庭、邻里矛盾风险的“铁岭方案”。
剖析原因做好“必答题”
今年1月底，铁岭市昌图县后窑镇村民高某与梁某因邻里矛盾，找到“铁岭卫士”后窑村三组网格员迟海华。迟海华利用群众基础好的优势，与双方“唠家常”解除误会，避免了“民转刑”案件发生。
迟海华颇有感触地说：“随着市域社会治理工作的深入，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注重‘防范’，着重‘疏导’，村民产生矛盾时都愿意找网格员唠一唠，唠着唠着矛盾就解开了，村里治安环境越来越好，村民安全感也提升了。”
治安环境好，安全感提升，源自铁岭市正视问题，通过强化数据分析，剖析问题原因，努力做好寻找防范化解家庭、邻里矛盾突破点和落脚点的“必答题”。
“我们通过数据分析，查找防范重点。”据铁岭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友介绍，从铁岭市2018年至2021年命案成因看，家庭、邻里矛盾占比较高，是引发命案甚至个人极端案（事）件的重要因素。做好此类风险的防范化解，成为高标准推进铁岭市域社会治理工作的重大课题。
铁岭市解剖麻雀，查找原因，归根结底，就是防范不足，化解不力。
创新载体打造“宁静港”
铁岭市将家庭、邻里作为基础单元，创新“百合家事”等工作载体，建强“铁岭卫士”网格员工作队伍，着力打造防范化解风险“宁静港”。
2016年7月，铁岭市“百合家事”家庭纠纷调解委员会成立，目前，建立工作室1452个，吸纳律师、心理咨询师等志愿者2000余名，累计提供维权服务16万余次。
今年春节期间，铁岭市清河区某镇村民李某持刀到女友周某家闹事被行拘。周某怕李某打击报复，找村妇联“百合家事”工作室求助。调解中，律师志愿者从法律角度劝解，最终李某表示会妥善处理感情问题。
周某说：“律师志愿者帮我解决了大问题，要不然后果可能很严重。”
铁岭市建立全省首家市、县两级“平安家庭”建设指导站，开通速调平台，自今年3月以来，速调家庭矛盾5445件次；通过“家庭风险评估”创新排查方法，判定风险等级。
这些特色载体，解决了隐性矛盾“发现难”问题。
如何有效排查调解纠纷，铁岭也有特色做法。
实践中，铁岭全市共划分微网格16948个，配置“铁岭卫士”网格员21580人。创新“网格+警格”和“居务+政务”双楼长模式等，弥补网格员力量不足。同时，建立105个“矛盾纠纷调解室”，实现乡镇全覆盖，在全市20个法庭建立诉讼服务站。
建章立制筑牢“安全墙”
“铁岭市不断强化家庭、邻里矛盾风险防范化解制度建设，通过实践总结和深入调研，将好方法固定下来，实现‘当下治’与‘长久立’，筑牢防范化解家庭、邻里矛盾风险‘安全墙’。”谈及建章立制工作，李友信心满满。
铁岭市制定的《铁岭市推进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实施方案》，要求每万名居民至少配备18名社区工作者，目前，每万名居民配备社区工作者达21名。将社区党员、下沉机关干部、物业工作人员等全部纳入网格，由社区大党委统筹，壮大了家庭、邻里矛盾排查化解力量。
下沉到新城街道百花社区工作的铁岭开原市城乡发展服务中心职员关治国说：“‘大党委’推动‘单兵作战’向‘整体联动’转变，真正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提升了居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
铁岭市的“长久立”，远不止上述实施方案。
制定《关于建立婚姻家庭危机干预和调解疏导工作联动机制的实施方案》，按照15种类型分类指导，开展心理疏导、纠纷调解，共危机干预提前发现隐患1783件，全部化解；创新“圆桌议事会”、“警民联调”等议事联调机制；建立“1+1+N”矛盾调解机制，第一个“1”为“1”属地，第二个“1”为属事部门，“N”为多个联合力量，严防小事托大，大事拖“炸”；建立家庭、邻里矛盾回访登记机制，已列入重点跟踪事件175件，今年以来，无因矛盾反弹发生的恶性事件。
黑龙江齐齐哈尔：
擦亮新时代“枫桥经验”鹤城名片
□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崔东凯 张冲
近年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坚持发展、创新新时代“枫桥经验”，全力打造“一体化”“一站式”“一揽子”非诉讼纠纷解决模式，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全方位、多角度化解矛盾纠纷，实现源头治理。
2022年，齐齐哈尔市实现矛盾纠纷调解成功率和信访化解率分别上升至97.3%、95％，“民转刑”案件较去年同比下降41%的目标，市域社会治理基础不断夯实，擦亮了新时代“枫桥经验”鹤城名片。
四所一庭一中心
联动共建创平安
今年6月，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某中学学生小铭在厕所内被4名同班同学恐吓欺凌，小铭家长提出了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失费共计8万元的要求，并准备到法院起诉。
考虑到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健康，为及时化解矛盾纠纷，辖区派出所启动了“四所一庭一中心”联动机制。
参与案件的调解员认为，此类纠纷依法处理涉事学生和经济赔偿不是最终目的。要通过案件的处理，让孩子及家长学会敬畏法律，帮助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调解员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详细析理说法，几轮“面对面”及“背靠背”的说和后，涉事学生和家长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和法律后果，最终双方达成和解。
今年年初以来，齐齐哈尔市开展“四所一庭一中心”联动共建维稳创安专项行动，发动基层公安派出所、司法所、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和人民法庭、综治中心衔接联动，有效化解疑难复杂矛盾纠纷2104件。
坚持党委领导、部门联动、社会协同，打造“一体化”矛调解纷新格局。去年8月，齐齐哈尔市委平安办印发《关于成立齐齐哈尔市非诉讼纠纷化解工作领导小组并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并成立由市委政法委书记和主管副市长任组长，公安局、法院、信访局、教育局等15个部门主要领导为成员的非诉讼纠纷化解工作领导小组。建立督办机制，实行月例会、跟踪督办、台账销号等制度，每月至少召开1次联席会议，研究解决突出问题。
非诉纠纷一站解
经验做法全省推
2018年5月，讷河市通过人民调解介入信访矛盾化解，建立了党委政府领导、司法行政机关牵头、各部门协调配合的“人民调解+部门联动+考核问责”大调解工作机制，机制运行至今，已成功化解九成以上的信访积案，营造了良好营商环境。
2019年，讷河市司法局建立全省首家集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公证、信访等职能于一体的“一站式”非诉讼纠纷解决中心。在2020年11月全省调解工作推进会议上，“讷河经验”向全省推广。
齐齐哈尔市委政法委在总结推广“讷河经验”基础上，提出加大“一站式”非诉讼纠纷解决中心建设力度，打造社会矛盾纠纷“一站式接收、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模式。
齐齐哈尔连续两年将矛盾纠纷“一站式”调处工作纳入市委重点改革任务，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确保“一揽子”调处体系务实管用、做优做强。鼓励改革创新，对于走在前列的县（市）区在年度目标考评中给予加分奖励，在此驱动下，涌现出泰来县家庭警务室建设、讷河市访调对接、铁锋区“警格”“网格”联动化解矛盾等一大批经验做法并在全省推广。
视频接访村村通
全程跟踪查办快
4月28日清晨，富裕县龙安桥镇前雅洲屯村民老陈早早来到村委会，按照县信访大数据中心安排，今天是龙安桥镇主管信访的负责人视频接待他的日子。
老陈坐在大屏前，急切地向镇相关负责人反映，1995年，前雅洲屯欠他近两万元的机耕费，因为村级债务多之前没着急要。今年家里突发变故急需用钱。因时隔久远，账目保存不完整，知道此事的人也不多，所以村里没法尽快解决。
县大数据中心工作人员同步将老陈反映的问题列入台账并派单。龙安桥镇信访工作人员接单后立即前往龙安桥镇调查，连续多日走访知情人、核对账目。确定债务真实存在后，镇相关负责人第一时间召开了信访联席工作会议，经多次协商，村里同意立即协调预支，老陈也同意减免了部分利息。半个月后，老陈拿到了全部欠款。
为更好地使信访工作重心下移，切实解决群众初信初访问题。2021年年初，富裕县建设信访大数据平台，配备了5名工作人员。在10个乡镇、90个行政村及信访问题突出的职能部门设立单独的信访接待室，配备了影音设备，通过网络连接，实现接访影音数据实时传输至平台，对领导干部接访、三级代理员代理投诉进行实时跟踪、督办、监管，进一步规范工作流程，动态掌握信访事项办理情况。
大数据平台运行以来，各乡镇和部门始终保持视频开启状态，按照每个月的接访台账，县级领导能通过平板电脑实时查看各部门、各乡镇及村屯处理信访情况，及时就地解决信访问题，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将信访问题解决在基层，将信访矛盾消灭在未萌状态。自2021年以来，县、乡、村共接访178件次，化解137件次。
西藏山南：
及时化解矛盾 以家庭邻里和睦促社会和谐
□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玉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的平安与和谐是社会平安和谐的基础。开展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以来，西藏自治区山南市坚持把防范化解家庭邻里矛盾纠纷作为主攻方向之一，坚持抓早抓小抓了，立足预测预警预防，做实做细做好主动防范、系统应对和标本兼治各项工作，确保相关矛盾纠纷及时化解在基层。
山南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党委书记扎西平措在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山南市以促进家庭邻里和谐为着力点，以防范化解家庭邻里纠纷为重点，有效整合各类调解资源，不断拓展调解手段方法，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工作的‘第一道防线’作用，扎实开展大走访、大排查、大化解工作，从‘小’字入手，帮小忙，化小怨，解小难，以‘小安’聚‘大安’，以家庭邻里和睦促社会和谐，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百姓安居乐业保驾护航。”
截至目前，山南市县、乡、村三级建立了653个温馨调解室，1869名第三方力量参与矛盾纠纷调处工作。
打造新阵地
为有效提升矛盾纠纷化解效能，山南市乃东区通过打造包括云上法庭设备、手机智能终端的云调解站，统筹政法系统部门力量，形成由法院法官助理、基层公安民警、社区调解员组成的工作力量，运用信息化手段，采取线上加线下模式开展现场调解。
云调解站成立6个月以来，共受理诉前矛盾纠纷83件，涉及金额700余万元，已全部调解成功，无案件进入法院诉讼程序。
这是山南市立足地广人稀实际，着力打造“集约+辐射”型家庭邻纠纷预防化解阵地的具体实践。
近年来，山南市坚持集约建设，最大限度用好有限资源，依托各级综治中心和村综合服务平台，按照有场所、有设备、有人员、有经费的“四有”标准，建立健全了县、乡、村三级“温馨调解室”，打造家庭邻里矛盾纠纷“一站式”受理平台。
健全新机制
家庭邻里纠纷具有隐蔽性、多发性、易反复等特点。对此，山南市建立三级排查、逐级过滤机制，开展矛盾纠纷定期排查、常态研判、综合化解等工作，并通过各级综治中心统筹基层政法力量及时开展调查、调处，确保第一时间定分止争。
山南市琼结县公安局拉玉乡派出所针对邻里纠纷、婚姻纠纷、劳务纠纷等时有发生的现状，探索实践“点单式”调解模式，为当地农牧民提供周到贴心的矛盾纠纷调处服务。
“点单式”调解模式施行以来，村民们之间一旦发生矛盾，可在“调解员信息公示栏”中“点单”，调解员“接单”后，会根据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力求公正公平、以理服人，调解结束后，矛盾双方还要根据调解情况“评单”，对调解结果进行评价，促进调解员不断提升服务质量。
自“点单式”调解机制开展以来，共调解各类矛盾纠纷6起，发现矛盾纠纷苗头10起，为平安拉玉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琼结县公安局有关负责人说：“‘点单式’调解模式在风险防控上形成了‘研交办督结’全流程闭环，群众工作的基础进一步夯实，警民关系更加融洽，社会治理更趋完善。”
激发新活力
去年10月，山南市乃东区昌珠镇克松社区村民尼某和扎某因邻里纠纷闹得不可开交。
原来，尼某与扎某是邻居，尼某认为扎某在修建围墙时占用了通往他家的道路，影响道路通畅。
尼某多次与扎某协商无果，就找到乡贤调解室进行调解。调解员巴桑收到尼某的申请后，立即与另外一名调解员来到扎某家中，实地勘察并与当事人谈话，发现扎某修建围墙时确实占用了通往尼某家的道路。
乡贤调解员联系到双方几位长辈，取得长辈们的支持后，这才开始组织矛盾双方当事人进行沟通。从刚开始的火药味儿十足，到慢慢地平静下来，这对多年的老邻居最终达成一致意见。
为培育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社会风尚，克松社区积极打造“乡贤堂”，引导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以乡贤的嘉言懿行垂范乡里，涵养文明，推动发展，为乡村平安建设贡献乡贤力量。
“乡贤堂”以村规民约为抓手，推选出“树立新风、教化乡民、孝贤友善、爱乡睦邻、创业富农”5类乡贤人士，合力做好乡村发展的“参谋员”、为民办事的“服务员”、矛盾纠纷的“调解员”，打造成为一个让村民放心、群众暖心的基层治理平台。
“我们在预防化解家庭邻里纠纷中，注重发掘‘乡贤力量’，在各县（区）推动建立能力强、威望高、有热情的能人参与纠纷调处的‘乡贤馆’，广泛组建乡贤能人金牌矛盾纠纷调解队伍，在化解家庭邻里纠纷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山南市委政法委秘书长查日表示。
甘肃酒泉：
“一个中心一张网”就地高效化解纠纷
□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文馨 赵志锋
“小区隔壁的自助洗车房噪声大，严重影响到我们正常起居生活。”今年6月的一天，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天怡家园的居民向网格长王林德反映。
正值高、中考之际，王林德立即联系网格警长、网格法官一起开展噪声整治“护考”行动，从“情、理、法”的角度与洗车房店主沟通，店主承诺每天晚上10点后关闭机器。
“最大限度拉长治理半径，最小范围就地化解矛盾纠纷。”酒泉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徐志强告诉《法治日报》记者，近年来，酒泉市大力推广以“一个中心一张网”为路径的市域社会治理模式，构建了中心指挥、网格辐射、社区共振、多元参与的社会风险防控机制，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多中心合一
一中心多用”
地处河西走廊西端的酒泉市，是甘肃面积最大的地级市，占全省面积的42%却地广人稀，如何加强基层治理显得尤为重要。
2020年6月，酒泉市抓住被确定为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的有利契机，高效整合各级综治中心、网格中心、矛调中心、信息中心，推动建立“多中心合一、一中心多用”的市、县、乡社会治理综合指挥服务平台，实现了“一体联管、一门共管”。
酒泉市肃州区综治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说，肃州区建成集群众接待大厅、矛盾纠纷调处室、警民联络室、关爱工作室、法律援助室、社会组织工作室于一体的“一厅五室”高标准综治中心130个，推行“一窗受理、一站服务，最多跑一次”模式，已成为当地社会治理的一个品牌工程。
“‘一厅五室’真正改变了过去各部门单打独斗的局面，实现部门办公‘一体化’、接待群众‘一条龙’、解决问题‘一竿子’。”肃州区西峰镇有关负责人说。
酒泉市突出全要素统筹综合，建立“一厅N室”功能模式，设立群众接待大厅，联合公、检、法、司、人社、信访等15个行业部门，落实“集中常驻、随叫随驻、信息入驻”机制，“一站式”开展矛盾纠纷调解、涉法涉诉信访、公共法律服务等业务，全面畅通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
徐志强介绍说，各级综治中心作为信息高地，全面汇总现场反映、市长热线、线上爆料等多渠道问题，按照“统一受理、分流交办、结果反馈”闭环管理模式，通过线上线下全渠道受理、各行业部门分流交办、全过程跟踪监督，推动实现社会矛盾风险动态治理。
“人在格中走
事在格中办”
“6年的老纠纷调解了，把我心底多年的心愿解决了！”今年5月，酒泉市玉门市花海镇疙瘩井农场一起赔偿纠纷案件当事人激动地说。
6年前，花海镇务工人员聂某雇用务工人员侍某在该镇疙瘩井农场安装水泵时，因吊装设备挂钩意外脱落将侍某右胳膊砸断，经法院判决，聂某履行了全部赔偿义务。
后侍某以赔偿过少、后期治疗费无着落等原因，要求聂某再次支付二次手术费用10余万元，被聂某拒绝后双方产生矛盾，当地工作人员曾先后调处数十次，终因双方分歧大没有结果。
今年5月，花海镇派出所民警与辖区网格员开展“警网融合”业务巡查时，积极联合司法、综治等部门往返于两家生产农场和当事人家中十余次开展工作，最终双方当事人终于达成和解、握手言和。
“警网融合”是酒泉市网格化服务管理创新的又一品牌。徐志强介绍说，酒泉市按照“一格一员”配备警务网格员，与专职网格员形成警网力量，协同开展治安管理、矛盾化解、风险防范等工作，实现前置防范、前瞻研判、前端处置的主动创安目标。
目前，酒泉市按照行政区域科学划分三级网格4011个，全市5933名专兼职网格员对辖区治安隐患、矛盾纠纷等进行排查整治，切实做到了“人在格中走、事在格中办，矛盾在初期发现，问题在一线解决”的目标。2021年以来，全市共化解各类矛盾纠纷3.37万件，化解率稳定在98%以上。
治理“一网通揽”
服务“一网通办”
“现在小区里可安全了！”家住玉门市新市区花园小区的李磊说，“智慧安防小区”实现了无接触式开门、小区公共事务感知识别等功能，安全又便捷。
近年来，玉门市投资240余万元自主研发了“活力网格管理信息系统”，网格员通过入户、巡查、处置、报告等途径收集的各类信息可通过手机App直报信息系统，信息系统第一时间可分流交办至各职能部门。
如今，科技赋能已经成为酒泉市市域社会治理的显著特征之一。
酒泉市建立辖区流动人口、矛盾纠纷、治安乱点等数据台账，通过综治中心统筹、各行业系统联动，持续提升社会风险预警预测预防水平。
同时，高效整合基层各类服务资源，通过信息化平台集成政务服务、便民服务、综治服务联动办理，推动6类28项服务事项下沉社区，打造县区、乡街、村社“15分钟便民服务圈”，群众满意度明显提升。
徐志强介绍说，依托“酒泉市社会治理联动调度平台”，纵向贯通市、县、乡、村，横向联通重点行业部门单位和六大平台，全面打通数据壁垒，实现“酒泉综治”手机App、“12345”热线等信息化平台多维度业务融合，构建市域数据共享体系，实现社会治理“一网通揽”，便民服务“一网通办”。2021年以来，通过各类平台受理群众诉求、化解风险隐患1.6万件，办结率达98.6%。
宁夏石嘴山：
调赔结合构筑医患矛盾“缓冲区”
□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申东
来时剑拔弩张，走时心平气和。这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司法局“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办公室专职调解员刘建文调解医患矛盾纠纷最大的感受。10年来，石嘴山市医调委共受理医疗纠纷575件，调解成功率达85%，调解后反悔率为零，医疗机构共赔付2850余万元，群众满意度达84%，探索出了医疗纠纷调解的“石嘴山模式”。
年近70岁的刘建文，有33年的政法工作经历，曾担任石嘴山市委政法委副书记。2012年8月，面对日益凸显的医患矛盾，石嘴山市成立医调委，思考再三，刘建文“走马上任”。
刘建文告诉《法治日报》记者，以往的医患纠纷，主要都是通过医疗机构与患者自主协商或由卫生行政部门行政调解解决，双方缺乏信任，患者对公正性存在顾虑，很难真正做到案结事了，甚至存在矛盾激化的可能。石嘴山市在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设置医调委，作为专业性的人民调解组织，是独立的第三方，具有较强的中立性，对医患双方申请调解不收取任何费用，更能获得医患双方的认可。目前，实现了全市二级以上公立医院、乡镇（社区）卫生院和民营医院、个体诊所医疗纠纷调解全覆盖。
去年，患者王某某因“慢性咳嗽、胸闷7余年，加重10余天”前往石嘴山某医院就诊后住院治疗。其间，王某某病情危重后多次转入ICU重症监护室对症治疗，随后患者病情恶化临床死亡，死亡诊断为尘肺三期合并感染等11项疾病。
死者家属质疑医院的治疗，认为患者的死亡是医院造成的，向医疗调解委员会申请医院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赔偿金等共计200万元。随后，医患双方向石嘴山市医调委申请调解。受理后，刘建文和同事依据医学专家评鉴意见就责任度与患方损失展开调解，并请来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的值班律师给双方讲解了法律知识和处理意见。经调解，最终医患双方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达成了协议。
在这起案件中，石嘴山市医调委引导患者及其家属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由医学专家对诊疗事故责任作出认定，调解员做好医患双方沟通工作，律师从法律角度提出处理意见，保险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形成了“调解员个案负责、理赔员协同配合、审核评议机制把关、专家咨询支持”的完整工作链条。
刘建文介绍说，在调解医患纠纷中，案件受理后，必须通过宁夏医调委的专家库对医疗事故进行“医学评鉴”，对事故责任参与度进行认定。有了“医学评鉴”上的事故责任划分，在调解时，“我们会依照医学评鉴上的事故参与度最大限度保护患者的权益，毕竟在手术事故中他们是受害方，按最高赔偿标准为当事人争取。但也有些纠纷在医学评鉴出来后，院方没有医疗事故责任，我们也会终止调解，依法引导当事人进入诉讼渠道，但会给当事人说清诉讼风险，在大多情况下，当事人会撤诉罢访”。
同时，石嘴山医调委将调处化解延伸至法律援助，对无法达成调解协议的患方当事人且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按照“能援尽援，应援优援”要求，及时引导其申请法律援助进入诉讼程序，形成“前方咨询、中间调解、后方援助”的工作格局。调解成功后，对所有案件坚持做好跟踪回访，确认协议履行情况、沟通案件后续进展或引导双方进一步寻求合理解决途径，真正做到定分止争。
宁夏第五人民医院医患纠纷处理办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年，医调委在破解‘医闹’难题方面，为医疗机构免除了后顾之忧，患者得到了合理经济补偿，从而杜绝了漫天要价现象。”
石嘴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光云说，石嘴山市医调委建立完善受理、立案、专家评定、依法调解、保险理赔和重大案件的协调会商机制，在医患矛盾产生初期就第一时间介入，将医患双方引入调解程序，构筑“缓冲区”，在最短时间内将医患纠纷从医疗机构平稳转移出来，将患者及其家属的关注点从医疗机构脱离出来，使纠纷在院外化解，取得良好社会效果。同时，定期对医疗纠纷调解各项数据进行分析研判，形成《重点医疗纠纷调解案件分析报告》《医疗纠纷调解典型案例》，及时反馈至医疗机构和行业监管部门，倒逼医疗机构提高服务质量，起到了从源头上预防医疗纠纷的效果。
近年来，石嘴山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织牢织密城市、农村、行业、单位人民调解“四张网”，“专业+行业+多方力量”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塞上枫桥”品牌深入人心，并获批自治区法治政府示范创建项目，调解队伍专业化水平不断提升，村（居）实现法律顾问全覆盖，在交通、劳动争议、物业管理、婚姻家庭等15个领域建立行业性调解委员会，全市上下形成有纠纷找调解的局面，构筑起“大调解”工作格局。
湖北咸宁：
一站式纠纷调处“便民超市”交上共治答卷
□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志月
通讯员 李林杰
“为民解忧，义薄云天”。这面湖北省咸宁市崇阳县村民郑某送给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樊启寅的锦旗，挂在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办公室。
化解这起持续12年的涉诉医患纠纷，樊启寅借助了咸宁市、通城县、崇阳县等多方力量。
调解协议签订半个月后，今年4月25日，郑某拄着双拐执意冒雨从崇阳送来锦旗。
与市医调委一样，集体入驻咸宁市人民调解中心的其他13个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也收到不少锦旗。
2019年，咸宁在湖北率先建成首个市级人民调解中心，通过共享平台、融合力量、汇集资源、集约管理，实现调解、仲裁、复议、诉讼、理赔等功能一应俱全，打造一站式纠纷调处“便民超市”。
“受群众‘办事’找党群中心启发，我们致力于打造‘解纷’中心，确保矛盾纠纷有地说、有人管，开展‘兵团作战’‘专家会诊’‘分级诊疗’，不断提高纠纷调处质效、推动矛盾源头治理，努力以最低成本把矛盾化解在市域。”咸宁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谭海华说。
解纷周期短
楼下锣鼓喧天的，闹啥子？7月5日11时许，咸宁市咸安区人民调解中心主任陈绪鹏很纳闷。
瞧见来人，陈绪鹏乐了：一家商砼企业老总来送感谢信和锦旗，邀请腰鼓队造气氛。
受大环境影响，这家商砼企业买卖合同纠纷有所增多，向咸安区人民调解中心申请调解。
“就经验看，走诉讼少则四五个月。回款时间长，对公司发展极为不利。”这家商砼企业法务部工作人员刘恋说，通过调解更方便、快捷。
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咸安区人民调解中心通过调解帮该企业回款1200余万元。
咸安区人民调解中心友武老兵工作室承担了其中大部分调解工作。工作室负责人樊友武坦言：“不是所有纠纷都能调好；调不成，就引导到设在中心的法庭通过诉讼解决。”
咸宁市近年来全力健全完善人民调解优先、行政调解补充、司法调解保障、法院诉讼兜底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机制，引导当事人优先选择非诉讼方式解决纷争，提高化解质效。
“以市人民调解中心为例，平均化解一个矛盾纠纷耗时4.5天，极大缩短了解纷周期。”咸宁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程冰野说。
解纷渠道多
收到交通事故受害方周某的民事起诉状，咸安区人民法院永安法庭庭长李建宁认为，该案具备调解条件，遂安排委托调解。
接到委托，咸宁市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胡亚明组织周某与保险公司协商，很快达成协议。
“车主联系不上，若采取公告送达等方式，周期会很长。调解结案后，受害人很快拿到了赔偿。”胡亚明说。
2019年11月运行至今年8月，咸宁市人民调解中心共受理市、区两级法院委派调解案件3097件，调解成功1986件，减轻了司法办案压力，为群众提供了更加多元、便捷高效的纠纷解决途径。
2019年以来，咸宁规范推进1个市级、6个县级、70个乡镇（街道）、1072个村（社区）人民调解中心建设，推动乡镇综治中心与人民调解中心实体化建设、一体化运行，实行“市解难事、县管大事、乡化小事、村理琐事”。
咸宁积极探索“互联网+调解”模式，打造矛盾纠纷线上调解平台，运用手机App、小程序等，实现纠纷调解在线上流转，以信息智能化支撑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解纷力量强
咸安区向阳湖镇一名村民在永安街一家水疗馆突发疾病死亡。
咸安区委政法委调动区综治中心、两个乡镇、派出所、市场监管等力量配合区人民调解中心开展工作。
经多轮调解，死者被安葬，家属与水疗馆达成调解协议。
“一起有可能引发不稳定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得以迅速、有效化解，多亏了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的解纷力量。”咸安区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陈辉说。
将调解中心纳入财政预算保障基础上，咸宁也探索了不少建强矛盾纠纷调解队伍的新途径。
咸宁设立人民调解奖补基金，按照“简单、一般、复杂疑难、重特大”4个档次对案结事了的调解案件给予奖补，提升调解员工作积极性，确保应调尽调。
今年7月5日，咸宁市司法局、市信息与标准化所共同起草的《人民调解员积分制管理规范》地方标准正式实施，人民调解员管理有了量化标准。
咸宁还在人民调解中心设立“信访事项调解委员会”和“律师专业调解委员会”，有效促进矛盾纠纷化解。
近3年来，咸宁各级各类调解组织年均成功调解矛盾纠纷两万余件，化解率97%以上。2021年调解受理案件数、调解成功案件数较2019年分别增长55.22%、57.05%。
“我们正在探索吸收新执业青年律师参与调解，推动地方立法以固化工作保障，对纠纷进行数据研判分析为源头防范、改进基层治理提供支撑。”谈及未来，咸宁市司法局局长胡江玲感到还有很多事要做、可做。
青海海东：
化解跨域矛盾纠纷服务18万拉面人
□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韩萍 徐鹏
拉面产业是青海省海东市的一张“金名片”。以回族、撒拉族为主的18万海东籍拉面人在290多个大中城市开办了2.93万家拉面店，2021年营业收入160.35亿元，占海东劳务总收入的50%以上，特别是在化隆回族自治县和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拉面产业收入占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70%以上。
如何服务管理好这18万拉面人，积极预防、成功调处、防止激化外出务工人员矛盾纠纷，成为海东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的重要课题。
“对此，我们不断深化拓展人民调解工作，打造了‘组织机构1+N，职责制度1+6，工作运行3步走’的工作新模式，出一条化解跨域矛盾纠纷的新路子，提升了市域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海东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政法委书记宋积珍在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搭建平台完善制度
今年5月，化隆县人民政府驻长沙市拉面经济服务办事处接到长沙市望城区民宗局电话，称望城区内两栋自建房由化隆籍人经营拉面店，按照政策要求，需要限期搬离并给予适当补偿，因补偿金额未能谈拢，请求长沙办事处沟通协调。
长沙办事处随即与当事人取得联系，并委托几名拉面人赶赴现场，经过与望城区民宗局和当事人的多次沟通，成功调解此事。
上述纠纷的化解得益于海东在化解拉面产业外出劳务纠纷上的不懈努力。海东以市、县两级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中心，以外出务工人员密集省份和地区为基点，筹建了N个管理服务驻外办事处或外出务工人员矛盾纠纷调解委员会。
目前海东共设立46个拉面经济服务办事处，配备57名工作人员，通过定片区、定目标、定责任人，摸清务工人员个人情况、从业经历、家庭现状、社会关系、利益诉求，落实谈心谈话、动态掌握、帮扶解困、信息报送、教育疏导的“三定五清五落实”工作法，做到了底数清、情况明。
同时，配齐配强调委会主任和调解员，完善“1+6”制度建设，工作职责上规范外出劳务矛盾纠纷调解工作范围和程序，工作制度上建立学习例会、纠纷登记、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纠纷排查、调解联动、文书档案管理等制度，促使调解工作步入正轨、高效运行。
实行“三步走”工作法
为最大限度预防、减少纠纷发生，尽量将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海东构建起了“三步走”的矛盾纠纷化解模式。
第一步，强化专题宣传。开展“政策法规进店”活动，利用互联网、微信群、驻外办事处联系平台，建立起纵横交错、沉底到边的宣传格局，工作人员既是调解员，又是宣传员和信息员，将调解工作和法律援助与法治宣传相结合，广泛宣传外出务工法律知识。
第二步，开展专项活动。定期组织律师、调解员和劳动监察员等力量，围绕重大活动、重点时段、重要节点，深入外出务工人员所在地，对矛盾纠纷进行排查统计、梳理分析和研判化解。
第三步，建立联调机制。先后与69个输入地城市签订《拉面经济从业人员共同管理框架协议》，与18个省市民宗、公安部门签订《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跨区域服务管理协作协议》《警务协作协议》等，加强调解组织与外出务工人员所在地法院、司法行政、劳动监察及相关部门和企事业的协作配合，利用当地部门单位地域工作优势，及时解决涉及拉面人的矛盾纠纷。
化隆县人民政府驻无锡市拉面经济服务办事处主任马林说，办事处就是拉面人在外的“娘家”，职责就是解决他们生意、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化解纠纷是其中重要方面，“我们和当地比较熟，又深受拉面人的信任，调解起纠纷来比较容易，能够更快化解”。
建立拉面巡回法庭
除了完善跨域矛盾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海东还探索推进诉源治理新模式，由化隆县人民法院成立了拉面巡回法庭，为拉面人提供高效便捷的司法服务。
今年3月中旬，拉面巡回法庭审理了一起生命权纠纷案件。马某某放学后与同学到黄河边玩耍不幸溺亡，在外地经营拉面馆的马某某父母认为，某水电公司未尽安全防护职责，于是起诉主张赔偿。由于案件影响较大，拉面巡回法庭便到村庄巡回审判。开庭审理前，经过法官认真耐心地调解，双方当事人最终达成调解协议。
之后，法官将该案作为典型，对当事人和在场群众进行了法治宣传，指出了家庭教育的不足，督促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关爱留守儿童。
拉面巡回法庭通过“法官+法官助理+陪审员+人民调解员+书记员”的审判团队模式，坚持“法官多跑腿、群众少跑腿”的办案理念，将巡回法庭开在村社、田间地头和百姓家门口，对涉及拉面人的案件快立、快审、快执，真正将“家门口”的司法服务落到实处。
拉面巡回法庭还运用互联网大数据平台及移动微法院等信息化方式，通过“指尖立案、云端办案”，高效、快捷化解各类矛盾纠纷，为拉面人提供一站式多元解纷服务。
来源｜法治日报
编辑｜韩玉婷 李金凤 丁兆汝
